刘珍英：《21世纪的资本》未遵循《资本论》研究逻辑

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译本尚未出版，关于这本书，在网络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了。但有人在评论中把书名译成《21世纪资本论》，这恐怕不妥，希望中译本正式出版时译者不会犯这一错误。听说有不止一位译者在翻译这本书，因此现在就来讨论译名似乎有些过虑，但一来现在盛行“版权买断”，能否出版多个译本尚且难说；二来即使多个译本会带来类似争鸣的效果，但如果书名出现误译，哪怕只是其中的一本出现误译，其误导作用也会留下后患。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对中译本的译名展开讨论。

　　《21世纪的资本》与《资本论》政治倾向不同

《21世纪的资本》的政治倾向在西方可以归入左翼。它主张对资本回报征收年0.1%—10%不等的累进税，或对超过5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征收80%的惩罚性资本保有税。正是由于这一点，美国右翼称皮克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皮克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一点，单从他并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看出来。难怪保罗·克鲁格曼讽刺美国右翼不是在论战，而是在贴标签。

当然，《21世纪的资本》研究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用经验材料说明前者高于后者，这隐含着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对立的分析框架，因为在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增加的部分一定来自工人劳动收入的减少，这一点与《资本论》立足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即立足于雇佣劳动，是相同的。但由此断言皮克提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证据不足，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同样立足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

实际上，关于劳动与资本对立的观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像亨利·乔治这样从自耕农立场出发，主张收取地租税，通过“涨价归公”政策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曾经在他的名著《进步与贫困》中专门把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当作一种“流行观点”加以批判。因此，单从其立足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而言，皮克提无非是从当代西方主流的庸俗经济学立场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而已。他并没有像《资本论》那样，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矛盾中得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资本公有制的结论。

皮克提自己也说过，他是因为对主流经济学不满，才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反对他的经济学家只能重复过时的论调，提不出新的论据，说明皮克提的立场对付庸俗经济学确实已绰绰有余。但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经济学，还需要很大的跨越。皮克提幻想不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去解决这种矛盾带来的问题，说明他并没有实现这个跨越。这一点，不仅从评论者指责他是“乌托邦”可以看出，他自己在《21世纪的资本》中也指出，资产阶级宁愿看到资本主义崩溃，也不会采纳他的征税建议。

《21世纪的资本》与《资本论》研究方法不同

尽管人们对《21世纪的资本》的经验论方法给予高度评价，但与《资本论》比较，这却是它的主要缺陷所在。笔者之所以主张《21世纪的资本》不能译成《21世纪资本论》，不仅是由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21世纪的资本》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研究方法迥然有别，因而必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21世纪的资本》只是用数据说明“两极分化”这一人们早已感知到的事实，从而有力反驳了歪曲这一事实的理论。换言之，《21世纪的资本》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不是从作者的感觉出发下结论，而是让材料自己说话。这也是《21世纪的资本》的力量所在。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21世纪的资本》用公认的事实说话，这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产阶级伪科学面目暴露无遗。

迄今为止，所有主流经济学家提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反驳意见，而只是反复强调《21世纪的资本》得出的结论与他们的感觉不符，就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经验主义的方法只能说明事实，不能说明价值，只能说明“是”，不能说明“应当”，因此，“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休谟两歧，就成为经验主义方法论的阿基里斯之踵。不管皮克提说得多么有道理，资产阶级是决不会承认它正确，更不会接受它的政策主张。克鲁格曼引用他人的话说，当一个人的饭碗要由他不明白某件事来保证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弄明白这件事的。

皮克提的政策主张，不仅在历史上曾经采用过，而且至今在某些国家（如北欧国家）还在实施，但是这些政策的采用与否，并不取决于统治阶级是否明白资本回报率必须与经济增长率相符的道理，而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设定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因此你决不可能指望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从全人类的立场出发，而不是单纯从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出发。路易十四曾经说过：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牢牢掌握住政权的资产阶级会说：如果拯救全人类需要牺牲我们的利益，那就让全人类灭亡好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不允许改变现状”啊。

因此，问题不在于试图说服资产阶级变得明事理，而是对资产阶级不抱幻想，这才是《资本论》高明于一切想超越《资本论》的努力的地方。只有《资本论》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才超越了休谟两歧。

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作为一部19世纪的著作，能够解释21世纪的一切现象。虽然曼德尔认为，《资本论》实际上更适用于20世纪的世界，但在笔者看来，不管人们对《资本论》的正面意义如何理解，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来说，21世纪的世界才是《资本论》逻辑的历史性完成。

马克思研究了虚拟资本，但他那个时代没有虚拟经济；马克思看到了资本自我否定的结果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但他没有看到处于同资本主义同一生产力水平、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如果要写作《21世纪的资本论》，就应该遵循《资本论》的逻辑，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研究计划，不仅像莱博维奇建议的那样，在“资本篇”之后，完成“土地所有制”篇和“雇佣劳动”篇，而且把西欧的福利国家、美国的虚拟经济包容到“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完成“国家”篇、“对外贸易”篇和“世界市场”篇。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一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