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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从制度差异看深圳市长与韩国总统腐败

2014-08-15 00:02:5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许宗衡,中国目前最为发达和富裕的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由于涉嫌贪污被中纪委双规。至此,黄光裕案已经有三位省部级干部落马,堪称上世纪赖昌星案之后,最大一宗资本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贪腐大案。无独有偶,韩国上个月也发生了前总统卢武铉腐败大案,并  由于卢武铉的自杀震动全球。

中国和韩国制度不同,但曝光出来的腐败案却都相当惊人。韩国虽然是民主国家,拥有强大的反对党监督、制约和完善的反腐败体制。然而,韩国民主化后选举产生的全部四位总统都不可避免的前“腐”后继,无一幸免。排除源自西方的民主制度与东方文化水土不服之外,根源正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西方设定的民主制度,其核心是必须通过选举。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一再强调,无选举即无民主。然而,要选举必须有钱,而钱唯一可靠的来源不是国家拨款(美国各候选人为了不受国家拨款的限制,都往往主动放弃),更不是百姓的小额捐助,而是各大企业、各大财团的政治献金。然而,资本是追求利润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既然候选人选举前接受了企业的“资助”,当选后自然是必须要还的。这就是民主国家腐败的刚性。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民主化后民选总统无一幸免的原因,也是为什么90%以上的韩国民众认为自己是腐败国家的原因。当然如果仅仅是一个总统腐败的话,韩国人民未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关键是韩国总统的亲信、家属都身陷其中,是大面积、扩散性的腐败。

相对于韩国,中国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和制约,反腐体制也不健全。当然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来看,经济起飞阶段往往是一个国家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美国没有例外,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并不意外。但同样是腐败,中国和韩国仍有诸多不同之处。一是中国的腐败官员大多是仍然在位的时候,仍然拥有巨大权利的时候,被揭露而锒铛入狱。这和韩国总统在退位之后才被揭发出来意义完全不同。如果和台湾的陈水扁相比的话,反差更大。陈水扁甚至下台之后都无法被发现,而是被瑞士检举后才东窗事发。二是揭发的方式也不同。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不仅中纪委,就是负责国家安全的国安局都介入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就是国安局对一位定居香港的大陆明星的反常举动进行调查才一举揭开许宗衡腐败的内幕。因此,从西方的反腐体制标准来看,中国自然不健全。但如果从揭发腐败案的效能来看,中国有其自身的特色。三是许宗衡和卢武铉一样,事发后都选择自杀。显示两人都有最起码的耻辱心。这一点显然是要胜过对岸的陈水扁。但相当不同的的是,卢武铉的死居然博得韩国民众广泛的同情,自发对他进行悼念。韩国政府也不计前恶,为其举行高规格的国民葬。同时对卢武铉的调查也马上宣布终止,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哪些因腐败而被捕入狱的卢武铉的亲信居然也一个个放了出来。这应该算是韩国腐败之所以严重的民族性原因吧。而许宗衡的被捕和自杀(未遂),在中国引发的却是一片叫好之声和不绝于耳的谴责与痛斥。中韩两国相反的民意表现对于未来两国的腐败遏制将会产生远远相反的效果。

许宗衡的下台,再次反映了改革开放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的时代不复存在,资本成为继政治权力之后第二位主导中国社会的庞大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产生之后,如同西方一样,迅速寻找与政治力量的结合。并在资本不择手段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影响下,向极端化发展。北京奥运会后三鹿奶粉事件就是触目惊心的一例。然而吊诡的是,能够抗衡和制约资本力量的仍然只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而一旦这种政治权力弱化或者崩溃,在资本主导一切的社会中,腐败则呈爆炸性和灾难性局面。这一点在苏联崩溃后的俄罗斯、东欧各国以及亚洲、非洲各国都一再重现。俄罗斯和东欧在冷战后都拥抱西方民主制度,但建立起来的政府相当软弱,软弱的政治力量根本无法和资本的力量进行抗衡和制约。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这么多民主国家腐败如此严重,总部在德国的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排名中,都远远落后中国。还有一个腐败排名数据也同样可以印证这一点。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PERC),今年4月6日发表了17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度贪污评比报告,印尼、泰国、柬埔寨都是亚洲的民主国家,分别拿下最贪污前三名。更令人惊异的是台湾排名第八,排在中国大陆之前。而仅仅一年前,台湾还在大陆之后。(当然反对者指中国信息不透明,可是同样是不透明,为何过去大陆就被排在前面,根据又何在?)。

显然对于中国来讲,借鉴他国之石,惩治腐败绝非是一个制度所能解决的。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经济的继续发展,法制的完善和建立以及对崛起中的资本力量的控制和兴利除弊。

责任编辑:郭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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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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