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再遇甲午，中日换了位置

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及其中日甲午战争

120年前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是守成大国中国与新兴大国日本的一次交锋，中国战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守成大国，日本获胜的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新兴国家。从历史来看守成大国要守成都不可能成功，结果只能是越守越不成，除非能够与时俱进，锐意进取。12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俨然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兴大国，但是中国不敢忘记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记住历史是为了珍惜现在，更为了走好下一步。

曾有人讲中国甲午之败是大国败给了小国，富国败给了穷国，事实上更正确地讲是守成大国败给了新兴大国。不错，其时中国的国土面积有1000余万平方公里，日本只有38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中国当时的人口是4.36亿，日本是6700万人，只有中国的七分之一。187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2%，仅次于英国，是世界第二。直到甲午开战的第二年即1895年，经济总量才被美国超过。当时中国的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日本高得多。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日本的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年进口额、年出口额和年财政收入都低于中国。中国当时年财政收入8867万两白银，日本11376万日元，折合白银年收入比中国少1000万两。那么，如此强盛的中国为何会败于弱小的日本呢？关键原因就在于尽管中国当时依然强大，但是一个守成大国，而日本尽管弱小，但是一个新兴大国，面对1840年到1894年这半个世纪难得的改革窗口期，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中国清王朝麻木不仁，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变革被动应付、亦步亦趋。反观日本，举国上下主动应变、奋力赶超，对西方近代文明“始惊、次醉、终狂”。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所以甲午之败，是军事对军事的失败，更是改革对改革的失败。甲午海战，表面上看是中日两支舰队的实力对决，实质上是两个国家思想观念的无形较量。看似发生在甲午之年的战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展开。1842年，魏源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这部“睁眼看世界”的鸿篇巨制在中国鲜有人问津，在日本却被称作“国家之书”，译成几十个版本。1870年前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注意到，日本人到欧洲来，“谋求的是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船炮的价值”。他由此预言：中日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

从历史上看，守成大国之所以守不成，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字：守。中国洋务运动改这改那，首先要改的和最应该改的思想观念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甲午惨败，源于改革不彻底，源于头脑深处的守成、守旧、守摊的思想观念。首先是战略上守成，同样是建设海军，相比日本确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战略，清政府却是“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的保守战略。结果，“保和局”的战略非但没有保住和局，还要吞下惨败苦果，承受“薄海惊心之痛”。其次是理论上守旧，进入19世纪90年代，“快船快炮”成为海军发展新趋势，海战核心能力正在发生位移。但清廷对此缺乏足够认识，沉湎于舰艇吨位、火炮口径方面的传统优势，最终北洋战舰被击中次数竟是对手的5.6倍!英国海战史学家这样评价北洋舰队，“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其三是建设上守摊，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拥有大小舰艇近50艘，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自认为“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清廷，此后再未给北洋舰队添置一艘军舰。同一时期，日本却每年增建2艘主力战舰，到甲午海战爆发时，北洋舰队已落后于日本的联合舰队。正是因为守字当头，结果守来守去，清政府守到最后，守的是一支灵魂僵死的铁甲舰队。甲午一役，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

120年后的今天又是甲午年，中日关系又面临新的挑战，历史有时就是如此重复和相似。但是，目前中国是新兴大国，日本多少已经是一个守成国家，双方位置已经变了样。如果说120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一个新兴国家对一个守成国家的挑战，中国战败了，那么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守成国家对一个新兴国家的挑战，结果又会怎样呢？日本还能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吗？无疑，中国目前正享有120年来最好的机遇期，但是中国不应忘记历史，记住历史正是为了更加珍惜现在，同时记住历史也是为了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更好地走出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