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观点 / 环球视野 / 正文

秦晖:乌克兰问题解析

2014-07-22 00:09:57 作者: 秦晖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图片来自网络

难有赢家的“欧罗迈丹”

曾因2004年“橙色革命”令全球关注的乌克兰近来又出现惊人的政治剧变:去年11月21日因亚努科维奇总统中止“入欧”进程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即“欧罗迈丹”(Euromaidan,由“欧洲”和“广场”两词根缀合成的一个新词,目前它已经进入英、德等语)运动在3个月间愈演愈烈,发展成全面反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群众性街头运动。

头两个月运动还是和平进行的,各方都能保持理智和克制。但进入2014年后便逐渐失控,1月22日示威者与警方在基辅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的冲突开创了死亡记录,3名示威者被打死,另一名前一天被捕的示威者当天被发现弃尸于市郊。暴力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对抗日益升级,并于2月18日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最近的调查列举了有名有姓的平民遇难者102人,其中100人属抗议者,一人是围观者,一人为抗议者所杀,另有16名警方人员遇难,其中11名的姓名及死因已经公布。

亚努科维奇至此身败名裂。他在事件初期还是理智的,后来就恼羞成怒,先派其亲信控制的“金雕”特警队进行镇压,但未成功,又多次下令调派军队镇压,军人却拒不奉命。黔驴技穷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步步退让,街头的群众却越来越激进。2月21日亚努科维奇终于落荒而逃,议会随即于22日凌晨以“总统不知去向”、“不能履行其职责”为由高票通过罢免总统、提前大选的决议。乌克兰又一次出现了通过街头运动实现政权更迭的异常现象。而俄罗斯则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使乌克兰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国际危机,令全世界深感忧虑。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同情民主反对专制的人会为乌克兰民主化进程走了20年后还会发生如此乱象而痛心。

无论人们对亚努科维奇或是季莫申科等人及其主张有什么看法,他们毕竟都曾经是通过公认的民主程序产生的总统或总理,怎么会闹到这样鱼死网破、举世震惊的地步?如果说2004年事件的是非还是比较清楚的,事件的善后也还差强人意(事件规模虽大却滴血未流,亚努科维奇作弊事实最后也几乎被公认,但他虽然因此落败,却并未断送政治生命,几年后还是在中规中矩的民主选举中上了台),那么这次的事件显然双方都有出格之处,善后也非常困难。

就外部而言,俄罗斯对乌克兰“变天”固然气急败坏,乃至公然出兵干涉,但这肯定不是它最初的打算;欧美当然对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不满,乐于见到反对派得势,但也只是想延续乌克兰入欧进程,欧债危机中尚未恢复元气的欧盟并未准备好立即接纳乌克兰,更不想也没有能力接过一个因政治“休克”和俄国制裁导致经济崩溃的烂摊子,更何谈为此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了。

众叛亲离的“铁腕”总统

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的过程显示出双方的首领似乎都约束不了自己的追随者:

一方面,尽管国内许多亲俄网民对反对派如此“闹事”而当局却收拾不了很为不解,乃至埋怨亚努科维奇“软弱”、“右倾”,其实亚努科维奇并非心慈手软之辈,他早就想使出“铁腕”了。但是尽管乌克兰军队的最高层都是亚努科维奇上台后这几年新换的,却没人接受他出兵镇压反对派的命令。

2012年亚努科维奇刚提拔的乌军总参谋长弗拉基米尔·扎曼纳将军出身于前苏军驻东德的精锐坦克部队,接任他的尤里·伊利英将军原是苏军黑海舰队的海军军官,而且出生于白俄罗斯而非乌克兰,从履历看他们都绝不可能“亲欧反俄”,只可能相反,亚努科维奇也正是因此提拔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亚努科维奇要他们镇压的命令。

先是扎曼纳因“不支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被撤职,亚努科维奇指派伊利英代替他,而伊利英更明确宣布:“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忠诚和确实地服务于乌克兰人民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选择,我没有,也绝不会发布任何犯罪的命令”,军方旋即宣布中立。伊利英在政权更迭后即被解职,也可见他与反对派其实毫无瓜葛。但他宁可丢官也不愿把军队用于对内镇压,与先下令屠杀、后落荒而逃的亚努科维奇相比,他们究竟谁是“男儿”?

军方不奉命,亚努科维奇只能靠“金雕”特警,可是尽管基辅的“金雕”早在年前11月30日就奉命开始以暴力驱散示威者,却因势单力孤收效不大。年后1月27日当局给他们大幅度加薪,并把人数扩充6倍,达3万多人,但重赏之下难有勇夫,除基辅的“金雕”开枪镇压打死不少人外,各省“金雕”仍然观望,西部一些省的“金雕”甚至在基辅开枪后发生倒戈、哗变,使反对派控制了当地局势。

政权更迭后“金雕”成为众矢之的,被临时政府下令解散并宣称要追究责任,此举应该说很不明智。其实3万“金雕”如果都听命于亚努科维奇,即便军方中立,反对派也不可能成功。把他们都赶到对立面,致使一些人逃到克里米亚投奔俄军,新政权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军人抗命,特警怠工,亚努科维奇的党政骨干更是众叛亲离。2012年选出的本届议会(最高拉达)中,亚努科维奇建立的地区党本是第一大党,有208名议员,但“欧罗迈丹”刚发动,就陆续有议员退黨。去年年底地区党议席降至204名,今年1月开始流血后,退黨潮加剧,到2月21日降至177席,已经和议会中反对派主要三党的议员数相当,而且更重要的是未退黨的议员也纷纷改变立场。

22日议会开会时,参会的38名地区党议员有36人赞成罢免亚努科维奇,只有2人未投票。次日地区党正式声明开除亚努科维奇,谴责“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小圈子”发布“罪恶命令,导致人类受害,国库空虚,债台高筑,使党在乌克兰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并感叹党已被亚努科维奇绑架,“成了一个腐败家庭的人质”。2月24日地区党议会党团领袖阿列克·叶夫列莫夫宣布:地区党正转为反对派。而77名国会议员已在18日后的几天内退出地区党。25日,前总理基纳赫等32名前地区党议员宣布成立新党“经济发展党”并与亚努科维奇决裂。

显然,亚努科维奇的阵营已经土崩瓦解。22日后他逃离基辅跑到东部俄语区各省,那里通常民众亲俄,地区党实力强大,但他在那里也未能找到立足之地。在哈尔科夫他不敢公开露面,只是开了个事后播出的室内会议,在更东边“更亲俄”的顿涅茨克、他本人早年的发祥地,他更是连室内会议都没开就悄然离去,而且想从那里出境赴俄也被堵回。甚至到了俄族人控制的克里米亚他都不敢见人,而是径直到了俄军基地附近才解散了自己的卫队,转头进了俄军的地盘。后来俄罗斯之所以直接出兵,正是因为其“代理人政治”已经完全瘫痪,不得不自己走到前台了。

“见好不收”的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的组织程度也是相当的差。整个运动由许多党派组成,从左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乌纳翁索 (UNA-UNSO,“乌克兰国民公会-乌克兰民族自卫”的简称,一个由退伍兵发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从国会中有相当影响的三大反对党(祖国党、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和斯沃博达党)到无数院外小党派、非政党类型的NGO和其他民间团体,从基辅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辅市中心“广场运动”的几十万参加者到中后期约有半数是来自基辅以外的乌克兰各地——这是现代史上首都广场运动旷日持久时常见的一种现象。

这些外地参与者如果不是当权者纯粹用钱雇佣来做戏的,而是真正“热血沸腾”、不惜劳顿远道前来的“愤青”,就往往会比本地市民更激进,有“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的劲头,同时也更不受本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或者说,本地反对派只有迎合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如果本地反对派中也存在影响力竞争,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样拥有强大道义资源和“受难圣徒”形象的人物来呼唤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比赛激进”的场面,造成“见好不收”、难以妥协的困境。

整个“欧罗迈丹”运动中反对派的代表曾与亚努科维奇当局不断谈判,并且多次达成妥协。前期的妥协可能是亚努科维奇的缓兵之计,但2月16日、21日的两次妥协是在亚努科维奇逐渐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达成,他显然是大势已去,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的所有条件,很难说还是缓兵之计了。然而当反对派代表到广场上向群众宣布协议时,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奋,要求乘胜追击”的欢呼,或者是不屑妥协、不满代表“软弱”的嘘声,唯独很少对妥协的响应。

事实上,2月22日议会所做的各项决议,大都是前一天反对派代表、亚努科维奇本人与波兰、法国和德国的欧盟调停人三方签署的协议内容: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年内提前大选,通过新选举法并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决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政府、反对派与欧盟三方联合调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议者撤出占领的公共建筑,没收非法武器。反对派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俄罗斯调停人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议会后来调整的无非是把年内大选确定为5月25日。协议未提到的释放季莫申科其实也是顺理成章(54个地区党议员和32个共产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反倒是反对派议员有个别不赞成)。而由于亚努科维奇逃走,程序复杂的弹劾总统变成了简单的罢免总统。

可以想见,如果反对派能够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履约撤出公共场所,不给亚努科维奇以逃走的借口,他留在基辅议会同样会通过除罢免他之外的各项决定,而弹劾他则因程序复杂不可能很快进行。这样到新大选时他再下台,整个程序就会完美无缺。俄罗斯再恼羞成怒也难找到干涉的借口了。

但是协议在广场宣布时遇到的嘘声、获释的季莫申科到场号召民众坚持不撤、秩序恢复的缓慢和胜利者报复的威胁,都使得亚努科维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后来还反过来指责反对派并未接受先前的协议。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即便那样,亚努科维奇还是会出走,俄罗斯还是会干预,但那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了。

曾经有段著名的对话:“为什么广场运动总是以(被镇压)失败告终?”“因为不失败它是不会告终的。”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专制国家,其实在专制国家也有以全胜告终(专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应该说,在专制国家广场运动的确很少以妥协告终。不过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民主国家的广场运动,从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963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巴黎学潮,世纪之交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在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镇压的情况下告终的。

问题在于,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已经20多年了。尽管其民主制度还远谈不上完善,但已经不能说那里还是专制制度。亚努科维奇2010年上台后把议会制宪法修改为总统—议会制宪法固然增加了他滥权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总统制宪法,在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与民主抵触而不可接受的。亚努科维奇作为个人可能贪腐,可能滥权,甚至可能(在亲欧疏俄的乌克兰人看来)“卖国”,但“欧罗迈丹”之前的乌克兰国家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并不是不会有广场运动,但这类运动在民主条件下通常都能够“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乌克兰人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欧罗迈丹”式的场景如果发生在20年前,它被镇压会引起人们广泛同情和声援,它的胜利会引起人们普遍欢呼,但20年后还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政变”还是“革命”

“欧罗迈丹”运动的参与者构成复杂,应该说也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正常情况。可是各党领导人甚至对自己的党都很难有效控制,却是乌克兰的特点。而越是难于控制,

越是需要“哗众取宠”,慷慨激昂、不依不饶的越多,理性平和、有理有节的呼声越少。坐了两年牢的季莫申科出狱后呼吁“追穷寇”,与坐了28年牢的曼德拉出狱后呼吁和解形成鲜明对比。

在季莫申科获释、临时政府成立前,反对派经常出面的“三剑客”中,经济学家亚采纽克及其知识界为骨干的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应该是西方最为看好的自由民主派政党,但在乌克兰其影响力远不如有争议的季莫申科及其祖国党。另外两位,一个是前拳王克里琴科,另一个是不仅反俄、而且时有反犹太、反波兰言论的极右翼人士贾尼波克,他所属的斯沃博达党常被视为“反俄但未必亲欧”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西方民众和舆论尽管基于普世价值大都同情“欧罗迈丹”,但对这两个人是很有保留的。

历史上广场运动难免有过火行为,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规模宏大,却难得滴血未留,秩序井然,国际上印象很不错。这次就不同了,尽管人们通常都认为(甚至前执政党也认为)亚努科维奇及其受命者应对流血牺牲负主要责任,但示威者中也有打死人的极端分子,有“蒙面人”与特警的武力对抗,则是新政权下的调查也承认的。西方的抗议运动也有“占领华尔街”之类的出格之举,但占领政府机构、焚烧公共建筑就太过分了。俄罗斯对此的愤怒不是没有来由的。

俄罗斯现在说整个“欧罗迈丹”是“暴徒”搞的一场“政变”,在俄罗斯以外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因为如果不管价值判断上的褒贬,就事实而论“政变”通常是“体制内”的军政势力搞的流血或不流血的非法夺权。就连俄国的“十月革命”剧变后被不少人称为“十月政变”,也是因为十月前“两个政权并存”状态下,“两个政权”之一的苏维埃已经属于体制内(临时政府从未宣布取缔苏维埃),它用暴力(即非法手段)推翻原来“并存”的另一个政权(临时政府)可以说是“政变”。如果是体制外的势力推翻政权,褒义或不分褒贬的可以叫“革命”,贬义的就该叫“叛乱”了。

乌克兰这次的“欧罗迈丹”是体制外的广场运动施加压力,通过体制内的2月22日议会决议实现的权力更迭。从议会决议来讲,尽管程序有瑕疵(根据2010年宪法议会不能罢免、只能弹劾总统,尽管当时议会已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但亚努科维奇并不承认),但基本应当说是合法的,因为正如议会方面所说:亚努科维奇诚然是民选总统,但他既以出逃来拒绝履行职责,就自然失去了总统资格。然而从体制外的广场压力而言,则确实不仅有合法压力(和平示威),还有非法压力——占领政府建筑、武力对抗警方等。所以西方现在多把欧罗迈丹称为“革命”或“革命与改革的结合”。就事实判断而论,说“欧罗迈丹”是一场“革命”,实比说它是“政变”要合乎逻辑,因为它在体制内程序上说不上非法,但体制外压力则的确有激进、“剧变”乃至流血的特征。

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在逻辑上可以有渐进改革和“剧变”革命的区别,革命也未必是暴力的——剧变也可以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但是在民主体制下逻辑上应该是只有合乎程序的政府更迭,而不应有革命的。东欧当年在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大多都是“天鹅绒革命”,可是乌克兰不仅在民主化进程走了20多年后还发生了“革命”,而且还不是“天鹅绒革命”,而是流了不少血,这怎么说也是个不幸的大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左右”、“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俄欧争夺乌克兰,真的要明火执仗吗?

现在人们谈到乌克兰的国内斗争,大多承认这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主义”之争,而是国家认同上的“东西”之争、“亲欧”与“亲俄”之争。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尽然。

乌克兰独立以来20多年政治一直不能稳定,但是前十多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东西之争。当年乌克兰独立时各州都进行全民公决,全乌84.2%的选民投了票,其中92.3%的票赞成独立。与西部几乎全民赞同相比,东南部俄语区的赞成率稍低,但也是压倒优势。如今号称最“亲俄”的最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当时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也占到 83.86%和83.90%,反对者只有13%和12%。连俄罗斯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甚至黑海舰队官兵,多数也投了赞成票。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要塞城市、90.6%的居民讲俄语的塞瓦斯托波尔,57.1%的投票者支持独立,只有39%的人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与今天的选举结果常受部分人质疑不同,1991年的独立公投至今无人提出舞弊指责。就党派而论,当时从民族主义的鲁赫运动到乌克兰共产党人,各有影响的派别都赞成独立。正如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古连科称:“如果我们不为独立投票,将会是一场灾难。”包括克里米亚人在内,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国家认同之争和东西对立。

之所以出现如此强大的独立呼声,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乌克兰的离心传统和俄苏时期的旧怨,以及因8.19政变陡然升级的对苏联政治风险的担忧,也与乌克兰当时经济和生活水平高于全苏平均值、也比俄罗斯略高有关。苏联解体进程的特点之一,就是越是富裕的共和国越想摆脱“穷亲戚”。最富的波罗的海三国追求独立最早,最坚决,乌克兰次之,最穷的中亚诸国其实是在三个“斯拉夫老大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签订《别洛维日耶协定》决定结束苏联后,才无奈地跟风独立的。

独立公决时的乌克兰人普遍乐观,认为他们和脱离帝俄后的芬兰、脱离苏联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会变得更富裕。克里米亚的多数俄族人赞成独立,更是出于这种因素。

但实际上,以重工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在上游(原材料、能源)、下游(销售市场)和中游(技术协作与知识产权共享)各方面对苏联经济的依赖程度,既高于工业不太发达的小国,也高于虽发达但国家小、西方经济体系易于吸纳和帮助的波罗的海国家,更高于本身体量庞大、相对更能自成体系维持一体化的俄罗斯。因此,尽管乌克兰独立后的经济体制转型远远没有那些号称搞了休克疗法的“新欧洲”国家、甚至没有俄罗斯那么激进,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沉重得多。

独立后乌克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很快变得不如俄罗斯,当然更不如已经“入欧”的西邻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这使得一些人,主要是东部俄语居民,对独立产生悔意,出现亲俄情绪,而另一些人,主要是西、中部乌克兰人更急于向“新欧洲”看齐,争取加入欧盟。于是历史上就存在的“东西差异”便被逐渐激活。

尽管如此,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异并没有在乌克兰政治中成为焦点。

独立后不久乌克兰就陷入党派纷争,但前十年的纷争和其他东欧国家转型期的党派之争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与俄罗斯内部的党派之争几乎是同步的。1991-1996年,乌克兰政争的焦点是府会(总统府与议会)之争、制宪冲突。与1991-1993年间俄罗斯总统-议会之争导致“炮打白宫”事件相仿,独立后乌克兰也出现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对立。苏联时期的1978年宪法已过时,但乌克兰新宪法一直在争论中难产。

1994年俄罗斯的府会之争以叶利钦获胜、通过总统制宪法而告终,乌克兰的府会之争却更趋严重。东部军工企业出身的强人库奇马总统号称是“乌克兰的叶利钦”,要求强化总统权力以加快经济转轨。同样以东部为基地、却抵制转轨的左派(以乌克兰共产党为代表)和以西部为基地的右派则形成反库奇马联盟,利用议会掣肘库奇马。这样的政争既非左右对立,亦非东西对立。库奇马的手段比叶利钦更圆滑,他不用“炮打白宫”的强硬手段,只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终于在1996年战胜反对派,通过了以总统制为基本原则的新宪法,结束了独立6年来的府会之争乱局。

从府会之争到左右之争:亲俄寡头的崛起

总统制下的乌克兰党争进入第二阶段。正如叶利钦战胜“白宫”后的俄罗斯党争形势变成叶利钦当局与俄共的对立一样,1996-2002年乌克兰的政争也转变为左右之争。这一时期库奇马利用总统制下的强势地位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使经济出现回升。但市场化,尤其是强人主导的市场化,造成寡头崛起,民众不满,给以乌克兰共产党为首的左派反对党积累了深厚土壤。

1994年议会选举,乌共取得96席,加上农民党的19席、社会党的25席,“左派联盟”三党共占有1/3以上议席,社会党主席莫罗兹成为议会议长,议会多数委员会也由左派领导。1998年再次大选,结果更加左倾,乌共得票率达到约25%,比上届多获58席,一党囊括议会全部议席的40%,连同盟友,左派控制的议席已达半数。这是迄今乌克兰政局最“左”的时期,库奇马政府面临左派的强大压力。

由于库奇马所代表的寡头集团主要形成于东部大型国企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满私有化的左派基础也主要是东部原国企工人,这种东部寡头与东部草根民众的对立自然属于左右对峙,没有什么东西色彩。而当时的西部“右派”可分为反俄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视为“极右派”)与支持私有经济的自由派(一般视为中右派)。西部由于没有东部那样的大型国企私有化寡头,中右派主要是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民间自由派。他们在支持市场化改革方面与库奇马接近,与乌共对立。

民族主义的“鲁赫”右派由于在独立之初(库奇马之前的克拉夫丘克时期)执政,成为当时经济大滑坡的替罪羊,影响剧减,在1998年议会中只剩32席,比上届减少60%,几乎退出了主流政治。于是,库奇马联合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对以乌共为首的左派展开反击。出身东部寡头巨富的亚努科维奇与出身西部经济学家的民间自由派尤先科,后来是橙色革命中的冤家,当时却是站在库奇马一边的盟友。

责任编辑:沙枣花
来源: 经济观察报
1 2
相关推荐: 乌克兰问题秦晖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