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须理性看待，正确评估

7月4日，观察者网转载了一篇林毅夫教授在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上的演讲，希望笔者提一点看法。根据笔者长期在非洲从事商业贸易的经验，基本看法就是：理性看待，正确评估。

从大方向上说，笔者赞同林毅夫教授所说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寻找新的基地，非洲是一个可行的方向。文章中所举出的东莞华坚鞋业确实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非洲也不是一片天堂。

国内关于非洲的普遍看法和林毅夫教授的看法可以认为是两个极端。今年年初，凤凰台曾经对林毅夫教授鼓励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到非洲投资的观点做过讨论，有经济学家认为东南亚更加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而非洲更多适合扮演“原材料供应者”的角色，因为“两者禀赋不同”。而林毅夫教授则强调东南亚国家人口较少，只有几千万乃至个别国家几百万，非洲人口储备比较多，超过10亿，容量大。要笔者评论这两个观点，前者对于非洲还延续着21世纪初的老眼光，后者则在数字上搞了概念替换，其实非洲根本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非洲国家之间的禀赋差异很大，这就意味着这10亿人相互之间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寻找新的基地，非洲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以笔者的经验，林毅夫教授的论断基本上是根据两个国家做出的：一个是埃塞俄比亚，一个是卢旺达，前者人口近1亿，后者是小国但人口密度很高，达到1200万（面积2.8万平方公里）。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缺乏矿产资源，不能走资源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人口密度又比较高，年轻人太多，迫切需要就业。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名为多党制，实为一党制（埃塞俄比亚执政党叫埃革阵，这个党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一系列先锋政党设置，卢旺达执政党叫卢旺达爱国阵线，由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一手创立），政治很稳定，而且国民教育的比较成功，“发展”是全民共识。

在这两个国家，一些政治经济现象与中国颇为类似，比如在招商引资上，这两个国家因为历史因素都有大量定居在欧美加的海外侨民（经济实力能否和华侨相比另说），现在都在大力引入埃塞侨、卢侨的投资，和80年代中国从港澳台和华侨群体中吸引投资的做法很像。笔者在埃塞俄比亚考察项目时就遇到过海外侨民，操作事情显得非常专业，确实起到了引入先进管理理念的作用。

回过头来看整个非洲，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想要投资非洲，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非洲人最大的问题的就是懒（并没有歧视的意思），英文叫untrainable。很多在非投资老板之间流传的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今天拿了工资明天就跑了，几天把工资花完了，剩下的20多天只能吃点路边水果或者白水配干面包过日子，软塌塌的没力气。

另一个问题是心态问题，黑人常常会觉得拿那点工资很不公平——虽然能工作能拿到的钱比没工作强多了（失业在非洲是很普遍很严重的问题），而非洲的法律——很多国家照搬原宗主国的法律或者在90年代被美国灌输了一通充满人权感的法律——恰恰给这样纠缠的人很多机会，让企业防不胜防。所以判断不同国家人民懒惰和心态失衡的情况很重要。

通常来说，非资源国家比资源国家情况要好。后者常常遇到“资源的诅咒”，人均GDP很高但贫富差距很大，治安很乱，踏实工作的心态很差。

比较典型的国家是安哥拉（原葡属，葡属非洲的经济崛起是非洲经济近十几年最大的变化）和赤道几内亚（原西属，非洲唯一独立的前西班牙殖民地），前者人均GDP一万美元，后者人均GDP近三万美元。这种国家物价奇贵，正常劳动工资很高。比如安哥拉，中国人非常乐意当建筑工，葡萄牙则有很多专业人士去当白领，但当地普通人因为技术不熟练，或者工作纪律较差，反而工资不是很高，加上要负担较高的物价（中国人打工的住营地，花费较少），生活就很差。于是贫富差距很大，治安不稳，当街开枪抢劫是很平常的事，中国人在当地都很小心，时刻注意安全。这种国家当然做不了什么劳动密集型产业，做贸易或开个建材厂反而很能赚钱。

再比如西非霸主尼日利亚，人口快2亿了，资源禀赋上其实挺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而且确实有中国企业成功转移的先例（如哈杉鞋业），但治安很乱，小偷小摸是全民习惯，尼日利亚的骗子在全世界都出了名。另外，本地人对中国人并不怎么友好。

前英属殖民地国家比前法属殖民地国家总体要好一些。这可能和宗主国国民性有关。英属国家，遗留了英国的管家文化，办起事来一板一眼，想想香港和新加坡就知道了。凡是能上升到精英阶层的本地人都以恪守规矩为荣。在规矩和经济规律不冲突的时候反而让事情很好办。有几个国家因此有一定的制造业，比如东非的肯尼亚、西非的加纳，南非则曾经是一个孤立环境下发展的经济、科技强国。如今在非洲买一些生活用品，常常会看到是Made in Keyna/Ghana/South Africa的，近几年则出现了Made in UAE（阿联酋）等。

这类国家的成长逻辑有点类似于六十年代的香港。比如肯尼亚，七八十年代周围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全成了“社会主义”，这些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要么相互之间兵戎相见（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要么大搞农村乌托邦（坦桑尼亚），要么与西方隔绝（莫桑比克），没有什么发展，这时候肯尼亚恰好推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东非的交通要道、人力成本较低的海岸国家，就有条件发展制造业经济了，很多欧美企业就在肯尼亚设立工厂，生产产品卖到非洲其他国家。加纳也是以类似逻辑在21世纪后于非洲西部海岸崛起。

至于法属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比英属地的要懒得多，这类国家精英更倾向于享受生活，维持现状，比如西非中非的一些国家。

再下来是治安问题。这时候社会主义传统发挥了优越性。在非洲，凡是有过社会主义经历（或现在由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政党统治）的国家治安就比较好。因为当年社会主义政权一般做过土地改革，贫富差距较小，力推语言的统一性，减少了社会部落摩擦。最典型的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前者可以大晚上放心地在大街上行走——虽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路灯经常停电。

而卢旺达因为大屠杀的经历太惨重了，保罗·卡加梅用20年时间推进社会和解，现在基加利是非洲最安全、最漂亮的首都，可以称得上和平的花园城市。不过，该国经济重心还主要在首都酒店业、旅游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

相反，肯尼亚——这个东非最富裕的国家，贫富差距之大，社会治安之差，以至于中国人不敢在街上走，尤其是不敢穿正式的西装——因为穿着稍好就要被抢。此外，近两年来恐怖主义组织在非洲突然兴起，主要是伊斯兰教武装，包括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组织（主攻马里、毛里塔尼亚等）、西非的博科圣地组织（主攻尼日利亚）、东非的索马里青年党组织（主攻肯尼亚），对非洲的经济大国尼日利亚、肯尼亚影响很大。

那么回到埃塞俄比亚，是不是一切就很好了呢？且慢，这里也有自己的问题。

埃塞俄比亚是官员主导的国家，自尊自大，在工程建筑领域，就存在不切实际漫天要服务的情况，在贸易领域则完全封闭，外国人不能做任何贸易生意——包括中国人，在埃塞俄比亚卖的商品只能在埃塞俄比亚制造或者组装！这条最最重商主义的规定现在正被各个非洲国家参考学习，用税制等手段把中国商人转化为当地的加工制造企业，吸收当地就业。当然，如果站在非洲人利益角度来讲这倒是对的，比肯尼亚自由放任的政策是强多了（有利于非洲人自己）。

另外，埃塞俄比亚还有90年代美国遗留的法律问题，那时美国人鼓吹人权，再加上埃塞俄比亚现政权那时鼓吹民族平等，使得埃塞《劳动法》非常有利于劳方。进入21世纪，埃塞俄比亚在很长时间里体力劳动者一个月工资才几百比尔（1比尔在21世纪不同时期价值从近1元人民币到0.3元人民币不等），但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往往能拿到几万比尔的赔偿，这逼得中国企业研究出通过本地人办的劳务派遣公司间接雇工的法子。

而民族平等的法律规定又制造了不少麻烦，且不说这有碍于全国统一民族意识的形成（埃塞宪法规定任何州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退出埃塞俄比亚），就在日常经济管理上也有问题：比如埃塞人口中心在亚的斯亚贝巴，首都被全国第一大州奥罗米亚州所环绕，新兴的工厂多集中于该州（首都郊外），该州的官方语言奥罗米亚语和主流的阿姆哈拉语很不一样，现在连写法都不一样（奥语以前使用阿姆哈拉字母，现在使用拉丁字母）。在埃塞，上法庭解决问题是家常便饭，而地方法庭语言必须使用本州官方语言辩论、宣判，尽管法庭上所有人都知道阿姆哈拉语。中国老板被传唤的时候，必须有两到三个翻译：汉翻英，英翻阿姆哈拉，阿姆哈拉翻奥罗米亚……要搞清楚这些事情，中国企业得费一番功夫。

当然，中国商人针对非洲本地情况都有一些诀窍：比如要多雇女人，尤其是来自北部赤地千里的干旱地带的女人，多半能成为你的好帮手甚至贤内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上面这些软环境约束，还有一个重大的硬约束：基础设施问题。工业生产的电力供给、原材料和产品的交通运输很成问题。非洲中部大国刚果（金），资源、人口丰富，可谓世界经济最后的边疆，现在却是非洲最可怜的国家，人民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几乎只能去铜矿当苦工，用最原始的手工方式敲下铜、钴矿石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再卖给中国民营老板在当地的冶炼厂）。为什么呢？因为交通设施太差了，这个国家资源丰富的地区都要用直升飞机进去，怎么搞制造业？

最近几年，以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东非国家开始发动基础设施大跃进，未来也许能看到希望，但还是得有耐心。目前埃塞俄比亚政府愿意照顾制造业，只要是大规模制造业，尽全国之力保障供电稳定，但仍然存在突然停电的情况。预期到2020年左右，整个东非的铁路、电力成网，届时工业基础条件会有质的跃升。

林毅夫教授列举的中国人在非洲的几种生意：做资源的、做工程的、做贸易的、做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的，覆盖比较全面。但这几年这些业态也在发生改变。

做资源开发的，随着近几年中国传统重型产业日渐饱和，资源投资可能会慢慢放缓，笔者预计要有新的工业化亮点出现，才可能为这个领域的投资商找到出路，而新的亮点很可能不在中国本土。

做工程的，其实都是由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支撑着，这些年需要开辟新的金融支持形态，这是笔者比较青睐的领域。未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许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做贸易其实是最赚钱的领域，但这些年非洲国家也学聪明了——埃塞俄比亚的榜样逐渐被其他非洲国家乃至亚洲国家学过去，鼓励中国商人进口配件在当地组装而不是进口成品在当地销售。现在埃塞俄比亚的手机都是本国本地生产的。

这种工业起步国家的重商主义倾向可能是中国企业不得不适应的问题。在重商主义氛围下，最适合的门类反倒是能就地利用当地原材料，在当地加工、以出口为主、能利用当地丰富劳动力资源的行业，华坚鞋业为什么经营上能成功，就是因为用的是当地皮革，雇的是当地劳动力，市场是全部出口——现在国内购物网站上卖的鞋子就有华坚鞋业的产品。

不过，中国商人到这些确实很欢迎外国投资的国家，也要有正确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偷税漏税。绝对不要低估当地人的智商——他们的官员，很快就能理解你推荐的政策，他们国家智囊的经历比中国教授们的经历丰富得多，底层百姓也很聪明——要记住埃塞俄比亚可是有“非洲犹太人”的名声。如果偷税漏税，不管你当年进来的时候多么风光，一旦被查出来有问题，就可能进监狱。

当然，像这种梦想大规模发展，想得“要发疯”的国家，疯狂征税、税制不合理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甚至会突然出台新的不合理税制，让外国和本国商人都抓狂。你可以联合当地商界精英，对不合理的税制进行抗议，要求和官方对话，再寻找国内政府的支持，或许可以解决税制上的麻烦，但税务顾问的费用绝对不能省。

另外，还要清楚这些国家请你进去，本质上是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在你不能满足该国利益的时候，它们会公然收回优惠，乃至于给外国投资商造成损失，甚至损害国际声誉都不在乎。这种情况和所在国过分希望发展，不知国际礼仪有很大关系。这在埃塞俄比亚近乎赤裸，因为他们在政策上极度崇拜朴正熙时代的韩国，最近土耳其商人就碰到过。中国商人如果也遇上这些问题，恐怕只能抱团通过外交渠道施压了。

如果一定要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前景光明的地区，除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外，笔者认为境外最适合的其实是印度洋沿岸国家，这包含了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人口很丰富、很年轻，劳动致富的欲望相当强烈，和中国八九十年代很像。这里可能成为世界工业化的下一个重要地区，其市场之大，也许可以和中国21世纪前十年的规模相类比，但速度可能慢一些，效率可能低一些，最后的均衡成本可能高一些。这个地区也是中央确定的“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决策的覆盖区域，很可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大亮点。当然，这其中印度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崛起，如何平衡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又将成为值得研究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