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世界杯惨败，巴西“金砖不在”？

在刚刚落幕的2014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的巴西，奋力闯进四强后接连被德国和荷兰“凌辱”，在自家门口无缘大力神杯，内心的愤恨和落寞可想而知。

其实相比在同年举办冬奥会遭西方抵制，并最终被踢出八国峰会的俄罗斯而言，巴西还是很幸运的。虽然它也经常批评美国，但毕竟国力有限，对西方构不成威胁，特别是由于地处美国后院，西方也希望它稳定。所以，世界杯和金砖峰会丝毫没有受到干扰（下一届世界杯主办国俄罗斯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到时西方很可能还会尽情“表演”）。

巴西惨败德国后，落寞的巴西队球员

所以信心满满的巴西打造了国际足球史上投资最大、最昂贵的一届世界杯：据统计，本届世界杯投资超过117亿美元，是上届南非世界杯花费40亿美元的3倍，是德国世界杯花费的7倍。然而尽管有如此不可多得的国际环境，有如此巨大的投入，巴西却同俄罗斯一样，未能达到其目的。

一是在距世界杯揭幕还不到20天时，巴西政府原先承诺完成的96个主要基础工程，只完成36个。其国家治理能力、政府的运作效率严重损害了巴西的形象。

其次，由于社会矛盾激化（物价迅速上涨、生活水平下降、腐败、医疗和教育低下），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发生了百万人上街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并进而演变成暴力事件。连维持秩序的警察、负责交通运输的司机也加入了罢工行列，严重影响维安和交通运行。一个足球王国竟然反对世界杯，可谓旷古奇闻。面对强大的民意反弹，巴西总统罗塞夫只好宣布不出席开幕式。

三是巴西本想展现它的经济发展成果，不料2010年后，巴西经济开始下行，到现在已经持续四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巴西仅有1.8%的增长率（2012年只有0.9%）。同样是金砖国家，中国增长率却仍在7%以上，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

别看中国足球进不了世界杯，巴西要想办好世界杯还离不开中国：从义乌的旗帜、喇叭等小商品到深圳代工的世界杯指定足球，以至巴西基建、网络设备、照明系统和城际列车等，“中国制造”覆盖低端至高技术层面。难怪“金砖”概念的提出者奥尼尔曾表示，如果他还能修正这一概念，中国将是唯一被留下的国家。

相比之下，巴西国家队出人意料的、创纪录的连续惨败倒只是小小的遗憾了。毕竟，球赛带来的震惊、耻辱将很快散去，经济停滞、社会不稳定带来的痛苦更刻骨铭心！

曾经享誉全球充满希望的巴西，何以至此？

正在褪去“金砖”光坏

从历史上看，1822年巴西独立后没有经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和中国随后面临的鸦片战争、瓜分狂潮截然不同。巴西开始进行现代化始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中断，也没有卷入由西方导致人类浩劫的两次世界大战。

另外，巴西以欧洲裔为主体（55%以上，其他为欧洲人和当地人以及非洲人的混血），在宗教和文化上与西方同源（80%是天主教徒），在文化上也不存在与现代化的冲突，没有儒家文化、伊斯兰文明面对现代化的转型难题。

从政治制度上来说，巴西采用的是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政治制度。何以集天时、地利、人和千般宠爱于一身的巴西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呢？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由于巴西人不重视教育。确实，尽管巴西已让大多数儿童上学念书，并达到波兰和匈牙利的水平。但在教育质量和成年人扫盲教育方面却差得太远。巴西教育质量偏低的原因是，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不够，能够坚持学到五年级的学生比例也很低。而且巴西学生待在学校的平均时间是四小时十五分，很多州立学校学生的在校时间只有四小时。不仅如此，巴西学生的留级率也很高，尤其是男生，情况更严重，女生为18%，男生则达25%，是拉丁美洲学生留级率最高的国家。巴西的文盲率也高达10%——当然这比另一个金砖民主国家印度要好的多了，印度文盲率24%，比柬埔寨和战乱的伊拉克都高，和非洲的战乱国家乌干达、卢旺达以及苏丹、赞比亚不相上下（中国内地文盲率低于香港，也高于亚洲人均GDP最高的新加坡）。

确实，在土地、资本、劳动力三大经济发展要素中，即使不缺乏前两者，如果人力资源有问题，土地和资本也就无处发挥作用了。

艰难的现代化道路

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落后中国，有两大原因。一是现代化路径上的失误。二是民主转型的高成本和代价。

巴西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到二十世纪全球大危机，实行原材料出口发展战略。巴西独立前被葡萄牙殖民统治三百多年，其经济结构完全依附于宗主国的需要而建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咖啡经济”。这个时候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是咖啡种植园主以及销售、出口商。绝大多数总统人选均出自东南部的三个“咖啡州”。

然而，巴西的问题在于政治精英没有看到一个国家仅仅依靠输出原材料是没有前途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这或许是政治精英的无能和短视，或者是他们的自私，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即得利益。

第二阶段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结束。这一时期，由于全球经济大危机，巴西咖啡业一蹶不振，以咖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于是开始推行面向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相应的，巴西政治格局开始演变成咖啡种植园主与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对立。1930年总统大选，代表种植园主利益的保守党获胜，但不被代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所承认，随后发生军事政变，第一共和国终结。自由派候选人瓦加斯成为总统。这被视为巴西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自此长期掌握政权的种植园主时代宣告结束，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巴西发生大规模骚乱

为推进巴西的工业化，新政府推行了许多新政。比如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制定工业发展规划。特别值的一提的是建立大型国有企业，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指导与参与，包括钢铁、电力、矿业、发动机厂等。这些极大推进了巴西工业化进程，增强了民族经济的实力。

然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又再度重蹈第一阶段的覆辙：一招吃到老，不到南墙不改革。六十年代以后就已经难以为继：国内企业受到过度保护，缺乏竞争力；过于依赖进口技术，经济缺乏自主力，也导致生产率提高缓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政治再度动荡。1964年，巴西又一次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政权。至此长达二十余年间进入巴西的军政府时代。这个时代，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也是巴西现代化的飞跃阶段。

军政府的发展政策是“高投资、高增长”、“出口即出路”。政治上高压，维持社会秩序，经济上则实行专家治国，将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在军政府统治期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的速度增加，尤其1964年至1973年增长速度高达10%以上。巴西也一跃成为全球第八大经济体。

只是巴西第三次在同一条河里跌倒，直到这个模式走入死胡同才又一次通过政治大变局来改变：八十年代巴西发生经济危机，人均GDP竟然有五年负增长。通货膨胀最终达到四位数。其偿债率年均43%，远高于20%的国际警戒线；负债率则高达360%，也远超出国际公认的100%的标准。在这个背景下，政治再次转向：1985年巴西举行大选，终结了长达21年的军政府时期。

八十年代失去的十年导致巴西全国的反思，认识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综合平衡发展战略，实际是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合二为一的策略。具体措施则包括：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放开价格和减少国家补贴、鼓励出口、大幅降低关税等。国际上，则积极推动建立包括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在内的“南方共同市场”。新政的效果是明显的，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也降到一位数。

只是历史造成的问题不可能短期内解决。目前巴西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国际资本依赖过大，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弱，债务负担重。1999年和2002年曾发生两次金融动荡。二是巴西贸易结构仍然以初级产品为主，如大豆和矿物资源。三是贫富悬殊。目前巴西仍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64（国际公认警戒线是0.4，拉美平均是0.5，中国和美国都超过0.4），所以巴西还被称为“比利印度”，是说富人像比利时，穷人像印度。

最后就是巴西严重的腐败。其腐败达到何种程度，可从前任总统卢拉的公开讲话窥一全貌：在巴西，到处都是腐败，在政治、司法、企业、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

中国最新一次现代化运动之所以成效远远超过巴西，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上保持了稳定，没有巴西这样的阶段式发展和停滞的交替。二是中国同时综合运用了所有经济发展手段。这和巴西在一个阶段集中使用一种发展战略不同。中国既有进口替代，也有出口导向。中国既是庞大的出口国，也是进口国。更重要的是，出口以制造业为主。既将大量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也仍然保留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

现代化进程中的奇观——贫民窟

巴西现代化路径上的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其政治转型上的动荡同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一百多年来，巴西一直在集权和放权之间摇摆。巴西独立后颁布了八部宪法，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巴西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总结如下：如果中央权力集中，就往往集权、专制和独裁。如果民主化，国家则往往陷入分裂和混乱。这就是历史上常见的民主转型成本高昂的现象。相对而言，还是中央政府强大时，也就是专制和独裁时期，巴西的现代化进程成效显着。根本的原因在于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其实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通例。法国就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的工业化。因为此前建立的民主制度导致政局动荡，政府更替频繁。如果纵观法国历史的几个高潮，都是在专制时期或者中央集权时期。如路易十四、拿破仑时代、加强总统权力的戴高乐时代（总统无任期限制、不受弹劾、可以解散议会、解散政府）。亚洲的韩国，就是在朴正熙军政府时期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经济起飞的，史称“汉江奇迹”。而且直到现在，在历次政治人物的民意调查中，朴正熙都高居首位。

巴西里约热内卢罗西尼亚贫民窟——这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贫民窟，约有18万居民

巴西虽然各项指标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但有一个指标却是例外：它的城市化高达87%，西方老牌的发达国家法国也不过78%，德国74%，意大利68%。众所周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巴西在工业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却有如此高的城市化率，其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大量的贫民窟——因为巴西的工业水平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城市人口。从这个角度讲，巴西的城市化是一个失败的典型。不过由于西方和中国都不存在贫民窟，所以这反而成了巴西的旅游景点，也算是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奇观。当然更奇葩的是，对贫民窟的赞美只有中国才有，西方媒体和学者从来不会为这样的社会丑陋现象而唱赞歌的。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并非孤例。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也同样如此。这个现象的根源在于，西方是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才实行的全民普选，也就是说选票是社会发展的最后一步。但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却未能将之悟透，把西方这个程序颠倒过来了：最后一步成了最先一步。于是拥有了选票和自由的百姓便蜂拥至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悲惨的贫民窟。

如果看一下西方历史，自由并不是最高的价值。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民阵线执政，其口号就是“面包、和平与自由”，自由排在最后一位。阿拉伯之春时，埃及革命广场的青年人追求的只是自由。但三年动荡和混乱过后，他们的诉求就成了面包和稳定、秩序。阿尔及利亚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阿拉伯之春，就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已经折腾过一次了，其惨剧记忆犹新。

今天的巴西仍然在承受着过早民主化的代价，是否能够化解，恐怕就决定着巴西的未来。主力无法上场，教练决策指挥失当——但愿巴西足球的惨败只是足球本身，而不是这个国家国运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