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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肃:从吴敬琏的反剌激理论看延误中国经济15年的四次紧缩

2014-07-12 11:34:28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外汇储备、降低而不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交叉使用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绿票子和36万亿人民币外汇占款红票子,就是用货币主义参与全球的货币战争。但是,我们主张借鉴美日的量化宽松方式,把高效运筹4万亿美元投资与适度通胀的低利率运筹结合起来,从而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2014年6月11日,吴敬琏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认为投资性刺激政策的效果在衰退,全面刺激政策不是好政策。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防止危机发生。要看这番议论是对是错?还要从1988年的一场理论争论,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经济四次紧缩噩梦说起。

一、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本质性冲突

1988年,中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价格双轨制”。即:企业原有的计划内产品按计划价格,新增产的计划外产品可以按市场供求灵活定价。由此而来,“寻租空间”急剧增加,导致日趋猖獗的“官倒现象”。为了加速价格并轨,1988年制定出价格闯关的改革方案,结果出现了抢购风潮与通货膨胀,并引发了“吴市场”与“厉股份”之间的理论与政策之争。

我当时在北京社科院经济所当副所长,并就此给《理论信息报》写了一篇文章,概括这场理论争论的三大本质:

第一,在改革前提条件上,“吴市场”关注市场环境建设~价格改革,“厉股份”重视市场基础再造~所有制改革。

在吴敬琏看来,价格信号是市场竞争的前提,也是传统国有企业展开市场竞争的基础。因此,价格改革与市场环境再造是重中之重。在厉以宁看来,双轨价格也有价格,也在刺激企业市场竞争。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旧体制下的企业承包制不能造就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分割封闭了有限的生产要素,使其无法按市场供求变化自由流动。因此,传统企业的股份制再造和所有制改革,才是市场环境建设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改革的手段方法上,“吴市场”主张用政府手段紧缩经济和抑制需求达到供需平衡,扫除价格改革的最大隐患——通货膨胀;而“厉股份”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市场主体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达到短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才是供求平衡的解决之道。

吴敬琏认为若要避免价格放开后的轮番涨价与通货膨胀,政府必须强力调控,紧缩、紧缩、再紧缩,把过热的投资与需求拉下来,形成较为均衡的经济(市场)环境,然后再放开价格,实现价格并轨。而厉以宁与之相反,认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靠发展来解决供给不足。厉老认为股份制改革才是从根本上改造经济环境的关键,靠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产权制度,使资源要素在各产业和各企业间自由流动,以利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加有效供给,最终达到相对的供求平衡。

第三,在改革的最终目标上,“吴市场”主张靠经济紧缩淘汰无效企业从而“水落石出”,“厉股份”则主张靠经济高速发展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推进“水涨船高”。

吴敬琏的价格改革认为紧缩经济和淘汰劣势企业避不可免。因为,只有经济冷却的市场环境,才能使企业在正确的价格信号下平等竞争并“水落石出”。

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以经济高速发展为前提,认为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资金资源的高效流动,不可能在经济衰退中实现。因此,牺牲发展速度换来的价格改革,与短缺时代的发展目标相悖。这场争论的本质意义一直被人们局限于微观性技术层面,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它对日后30年宏观经济政策层产生的巨大影响。

从1988年至今,心理型的虚假通货膨胀如同鬼魅一样与宏观经济政策如影随形,每一次都有吴氏理论偏颇的深重影响,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过四次灾难性的影响。

二、通胀恐惧与紧缩政策延误中国经济15年

在吴敬琏与厉以宁的争论上,我们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厉以宁一方。但是,从1989年至2012年的三届政府都有吴敬琏的紧缩偏好,并在理论政策上有过四次效果很差的实践运用。下面,我们对这四次紧缩进行简要描述:

1、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价格改革的心理因素推波助澜,把计划经济票证管控的隐性通货膨胀扭曲显性化而爆发的。本来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增加供给来加以解决。但我们的政府相信吴敬琏的理论,开始了一场唐吉坷德式的风车大战,治理整顿与清理公司,中国经济增速掉到谷底,企业在三角债的缠绕中痛不欲生。一直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国经济4年左右的恶梦方告终结。

2、 1993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有局部地区(海南等)与局部产业(房地产等)的特性,我们再次把它当作全局性过热,全面收紧银根,不仅摧毁了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而且把城市竞争性国有工业逼入死路,最后不仅使中国GDP再次掉入井底,还把国有银行全部逼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由国家补贴了3万多亿人民币才度过了危机。这次经济衰退,真的达到了“水落石出”的目的,竞争性城市国有企业全线覆亡,下岗职工千万上亿,几乎败光了40年的国企家底。幸亏有加入WTO的历史机遇,中国民营制造业走入世界,才结束了长达4年以上的衰退。

3、 2005年以后的通胀,明明是能源与矿产资源全球涨价的结果,又被人们当成过度投资来胡乱投医,收紧银根、回笼货币加严管投资,中国经济第三次掉入黑洞,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和加剧了这场4年之久的困惑,如果没有4万亿的救市投入,中国经济会一蹶不振。

4、 2009年金融海啸后,中国政府推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但是,刺激政策刚刚收效,马上又是一轮通货膨胀担忧和房价上涨恐惧,进入2010年底,宏观调控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再次掉入全面下滑的困谷。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一路下行,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资金的流动性不足愈演愈烈,工业投资进入50年低谷,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因经济衰退而凸显出来,…… ,中国经济又被耽误了近3年。

总之,从1988年到2012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始终只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在做支撑,一遇经济升温就神经紧张,四次误用吴敬琏的紧缩经济理论,前后延误了中国15年的发展机会。

三、传统自由市场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差异。

今天,在宏观经济政策再次开始松动之时,吴敬琏又一次出马力阻,所依据的还是他那套以紧缩为本的自由市场理论。

在吴敬琏看来, 刺激政策弊大于利,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会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危险。他给出的六点对策全是传统自由市场化的建议,既无新意,亦无实义。如: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企业实施破产重组;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避免系统性风险。

与此对应,我们提出的对策是:超越4万亿刺激的局限与偏差,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五个方面进行20万亿的刺激性投资引领,推动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众所周知,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没落于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80年来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流派,当今中国的发展不能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必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

1、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流行于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政府用财政支出促就业和发福利,靠看似无效的投资拉动了全社会有效的基本需求,拯救了崩溃的美国经济。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派,1950年代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与19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结晶。

运用4万亿国家外汇储备在全球投资,就是用凯恩斯主义实施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投资方式,吸引全球基金管理精英,用民营官助的创新模式运筹全球化投资,把经济刺激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从而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2、提升供给学派理论,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到了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与美元全面贬值,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滞涨状态”,供给学派登堂入室。传统供给学派反凯恩斯主义,主张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要用减税与保护投资来完善市场环境,而不能靠政府的人为干预。美国的里根总统信奉供给学派,他推行自由化的“里根经济学”,其执政业绩举世瞩目。

日本1970年代后推行产业倾斜政策,靠产业升级的供给变化来提高全球竞争,拉动国内外的市场新需求。这是比“里根经济学”更激进的供给学派,由此给日本带来了产业升级的巨大繁荣。

农田水利建设的水权运营投资、贴息贷款的产业集聚转移投资与股市托市的产业升级投资,就是用供给学派理论实施中国的结构调整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日本的产业政策实施经验,并同样运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把过剩产能释放与产业升级换代结合起来,从而提升供给学派理论, 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3、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货币主义也是凯恩斯理论的反对派,认为政府不仅无力把握总量投资,更无力把控倾斜投资,而货币发行量的收放可以调节经济周期和波动,政府只能掌握一种调控方法,就是货币发行量,衰退期降低利率,过热期紧缩银根,其他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该回归市场。

2008年之前,各国都是以本国经济的货币需求量为准,货币主义在正常思维的范围内运用。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开始疯狂运作,日本紧跟其后增发货币,推行“安倍经济学”,其实质是靠增发货币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对全球发动了货币贬值的金融战争。从美日的运作效果看,两国的经济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外汇储备、降低而不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交叉使用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绿票子和36万亿人民币外汇占款红票子,就是用货币主义参与全球的货币战争。但是,我们主张借鉴美日的量化宽松方式,把高效运筹4万亿美元投资与适度通胀的低利率运筹结合起来,从而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吴敬琏是停留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思维里坚持他的打压经济政策,而我们的20万亿强刺激政策,则是反对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力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

作者李肃是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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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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