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国家安全体系建构谨防掉入“逻辑陷阱”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历史上，安危、存亡、治乱的质变往往只在一夜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瞩，但与此同时，带来的隐患与积累的风险日益凸显，到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境地。当前，应聚焦化解矛盾、降低风险、消除危机、促进发展，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应确立“总体安全观”，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国家总体安全态势日趋严峻

多年来，我们未能一贯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安全的辩证关系，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等总体国家安全上的政策体系不够完整，长期未能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有效的应对机制，导致在国际博弈中，往往能开好局，未必最终能下好棋，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重大安全领域的风险与日俱增，红线被踩踏，底线被突破。一系列的量变最终会引起质变，部分质变会引发整体危机，因此中国的国家安全总体形势非但不容乐观，而且相当严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既广且深的发展，世界经济强权由传统的对战略资源的直接(股权)控制，调整为对战略资源定价权的控制。近些年来，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伦敦与纽约两大金融中心之间、美欧日三大资本集团之间对定价权的争夺几近白热化。多年来，中国奉行“两头在外”的经济政策，积极利用国际资源，但是中国对相关战略资源既缺少直接控制权，更没有相关定价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一直难以改变。近些年来，西方大国与垄断资本利用定价权优势，不断抬高能源资源价格，给“中国制造”增添了与日俱增的成本压力，“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在迅速消失。

鼓吹“越开放越安全”论调有一个重要的论据是，对外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重要的利益共同体。然而，中国与西方所谓的“相互依赖”，实质是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西方的依赖要远远高于西方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对西方不仅有品牌、技术、管理的依赖，还有资源、市场、资金的依赖，更有人才、思想、秩序的依赖。这种不对称依赖，授予西方不断敲打中国的特权，如贸易反倾销、“汇率操纵国”等。理论与实际都表明，高度不对称依赖，实质就是依附。这种实质性依附不仅严重局限着中国的治权，更可能损害中国的主权，使中国在关键时刻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丧失战略机遇。

现行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还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信息化、全球化使互联网所代表的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具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中国涉网的关键资源、关键技术主要掌握在美国手中，主要网络企业由外资(主要是美资)控制，业内奉行的是美国宣扬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点击自由，恪守着美国的意识形态——视社会主义中国为天敌。因此，强大的网络舆论多年来基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负能量”，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凡可损害中国一切美好、积极、健康的东西，在互联网都会呈现出蔚为大观之势。近年来，配合美国战略东移，互联网中反共反华力量更加猖獗，所谓“同城饭醉”等公民社会运动、各类邪教分离势力、暴力恐怖组织等异常活跃，而且往往采取“网上串联，网下聚集”虚实结合的方式，开始对现政权展开进攻，令人忧虑的是，这一乱象丛生的异己力量迄今尚未完全得到有效应对。正所谓“网络安全，心头大患!”

博弈中，有好局，未必能下好棋;也常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更何况，在国际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占据明显优势的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与地区形势日趋险恶。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能再出现战略误判，更不可以得意而忘形，否则很有可能跌倒在“崛起”的最后几级阶梯上，抑或输在最后一公里的赛道上。

国际安全：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大危机明确显示：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财政刺激政策形成公共债务“悬河”，新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利率、流动性等陷阱使各类常规货币政策趋于无效。由于自由主义思想作祟，西方多年来一直抵制政府主导投资的产业政策，视其为经济领域的异端邪说。因此，以美国为首、西方主导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无主义”也就是没有发展方向的危险境地。

次贷危机直接践踏着资本主义的灵魂——契约精神，毁坏了资本主义的基础——诚信体系。无所不在的金融创新(实质就是造假)使衍生品发行商(投资银行)与投资者之间失去基本信任;政府救助“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使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危机爆发后，美欧大国努力转移风险与转嫁危机，使国家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无信任”令经济保护、贸易摩擦日趋严重，商品服务无法正常交易，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国家之间也难以有效合作。

次贷危机、债务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银行危机、货币危机等系列金融危机，紧随美欧危机之后的新兴市场危机，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国家危机，正加速国际力量失衡、格局变迁、秩序调整，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然步入金融动荡、经济低迷、社会对立、政治僵化时代。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与中心，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G7心力交瘁，G20力量涣散，新兴大国有力无处使，世界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阶段。

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崛起，发达国家的衰落与新兴市场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既广且深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冲击着国际秩序。改变现状与维持现状抑或革新与守旧的力量之间的误判、对峙、冲突或将难以避免。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国际巨轮业已驶入一个陌生水域，可怕的是无动力、无舵手，亦无航海图。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尖锐化，西方民主政治普遍僵化与弱化，各种乱象将长期持续。

美国的持续衰落与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越发彰显独立自主而不愿做西方附庸的个性，引起美国不断增强的战略焦虑。为维护霸权，美国正设法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全面复活日本——“放狗咬人”，鼓励与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大国”，包括允许日本拥有核武，解禁集体自卫权，在东海利用与操纵钓鱼岛事件，与中国抗衡，甚或兵戎相见。在南海，在中国周边地区，鼓励与支持一切与中国抗衡的力量，放大一切与中国不和谐的声音，以牵制中国。中国的国际与地区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大危机的余波仍在涤荡，出现明显的“长尾效应”，动荡与低迷态势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有根本好转。多年来，一直高举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大旗的美国，一马当先筑起了“美国制造优先”的贸易壁垒，经济保护主义在全世界抬头，导致中国对外经贸摩擦不断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