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崛起面临的真正挑战

2014年的世界可谓风云变幻，波云诡谲。

乌克兰民主制度失灵，内部博弈双方以零和方式暴力摊牌，引发大国卷入危机。美俄大有重返冷战之势。阿拉伯之春标志性大国——埃及在历经三年多的动荡和惨烈后重返原点：军方先是政变推翻首届民选政府，随后又在所谓的大选中再度将权力揽入怀中。埃及人民三年前亲手推翻了独裁者穆巴拉克，倍经艰辛之后，还是再度亲手选择了另一个“穆巴拉克”。

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另一个国家叙利亚则陷入了三年内战。在内战中崛起的极端逊尼派剑指伊拉克，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美国重金训练的伊拉克政府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美国通过武力向外输出的民主岌岌可危。

东海，中日博弈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西方的支持（如美国）或默许（如法国表示不加评论）下，日本内阁决定重新解释宪法，解禁二战以来就放弃的集体自卫权。近现代向来以主动偷袭、不宣而战而臭名昭著的日本，自此拥有了先开第一枪的权力。东海局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南海冲突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东南亚之行后，骤然升级。美国更打破几十年保持的中立或模糊立场，公开选边，站在越南和菲律宾一边。

越南公布的中越南海对峙现场图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虽然依旧保持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但已进入下行轨道。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在成功抵抗全球经济危机的同时，其代价和成本也开始显现：债务风险开始升高、环境污染更加突出。另外和全球极端伊斯兰势力崛起同步，中国也成为暴力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

境外，香港围绕2017年普选，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过热的新阶段。“一国两制”面临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真正的大考验。香港也从昔日融合东西方的经济交流之地变为东西方角力的最前沿。

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五年之后，也面临着新的瓶颈。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花运动”，不仅令服贸协议受阻，两岸一路高歌猛进的交流态势顿时遇挫。考虑到国民党五年多来执政不佳，2016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大增。两岸关系开始存在越来越大的变数。

无论是国内外，还是境内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都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然而，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重新崛起的中国，未来的真正挑战绝非上述事件所能涵盖。有些只不过是冰山刚出角。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虽然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但仍然迅速制订了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崛起从两方面威胁到了西方在世界的主导权。一是西方长期在资本输出、工业品制造和原材料定价三个领域的垄断权力日渐被中国所取代。二是中国开创了第三世界发展的新模式，而政治模式就怕有可替代性。在世贸组织体系下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融合情况下，西方对中国的反制更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中国崛起已到了“最后一公里”，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将日益白热化。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打劫点或者劫材罢了。可以说，这将是现在乃至未来几年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尽快进行理论创新和总结，把自己成功的经验理论化。这种理论创新不仅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也要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定义和描述，达到在国内外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够上升到新的意识形态，塑造国人的精神和信念，使得社会主流对中国模式尤其是制度模式、权威和秩序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回击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增强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权威性。

其次，预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重新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国际地位。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过去中国对外传统是“王者不治夷狄”，可以完全不关心外部世界。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仅仅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还要处理同样非常复杂的外部世界。比如，中国将不可能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示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要求也完全不同。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大国如果处理不好外部事务，其后果要么是崛起失败，如日本、德国，要么是国家由盛转衰甚至丧失或部分丧失其在全球的地位，如英国和美国——冷战后美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就是伊拉克战争。现在中国面临的东海、南海复杂局面，可以说是世界对中国的考验。

如果说过去仅仅解决好内部问题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但在当今时代，还必须介入风险很高的外部世界。

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为稳定、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无法持续。另外，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避免经济的起伏波动甚至经济危机。未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将是：当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有效地应对。

200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也冲击了西方社会，西方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甚至骚乱，但仍然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没有出现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全局性动荡。西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尚有较充足的资源和财富积累能够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是通过政党轮替，转移民怨，再加上西方这套制度还拥有话语权，社会上的不满不会转向制度本身。

中国需要尽快进行理论创新和总结，把自己成功的经验理论化

应该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中华文明上自国家下自百姓注重储蓄和量入为出的传统，在经济增长发生波动期间，中国也会如同西方一样拥有足够的积累来应对。但仅仅这一条是否足以应对类似于2008年的大危机，确实值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中国由于无法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那就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发展来应对未来的类似挑战。

第四，中国今天的发展模式本质上讲仍然是过去西方工业化和消费社会路径的翻版。然而，西方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较小的规模。这正如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所总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经济上的成功，依赖于英国经济体在相对值和绝对值上的较小规模”。美国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强调大幅提高，是因为“世界大多数人口被排斥在美国建立的生产和消费标准之外”（《亚当·斯密在北京》390页）。其结论则是：“世界无法养活两个行为方式同美国一样且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既缺乏环境，可能也缺乏资源”。“即使中国和印度仅四分之一人口采用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全世界的人也都会窒息而死”。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据英国石油（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如果依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09年中国能源总消耗就已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而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显然以中国的环境和世界的资源储备来看，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下的生态可持续性新型发展模式。如果中国成功，将不仅仅是经济上，而是文明上、价值上、道义上引领世界。

最后，还要提及西方的视角。西方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观念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一方面追求稳定，另一方面也追求政治参与。西方路径演变的结果是普选民主。而且整个演变过程充满了血腥与混乱，充满极高的风险，代价也极为高昂。它们认为中国也将再度演绎这一进程。只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种族繁多和国情复杂，其风险要远远大于正常国家，因此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以政治动荡的方式硬着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黎安友、以及跻身“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行列”、时代杂志自由撰稿人扎卡利亚就持这种立场。由此，它们把这种转变视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当然，西方世界的规律未必就能放之四海，就是西方内部自身，在许多方面也有不同的发展结果。比如，同属基督教文明，欧洲经济越发展，社会就越世俗化。但这个规律在美国就变成了例外。更不用说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华文明了。然而，中国从“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角度，仍需要重视西方的规律和建言。至少要考虑假如这种现象出现，中国如何在体制中容纳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

在今天的时代，中国要真正成功崛起，就不得不直视这些挑战。如果说西方的智慧是理性思辨，东方的智慧则是体现在超强的生存能力和务实主义。我们也相信，一个以五千年文化为底蕴的中国，一定会给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加优越的解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