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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报告:城镇化非真正改革(4)

2014-07-06 19:29:18 作者: 凯雷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一、尊重讨思号村提出的“每户三只羊,当年就能脱贫”的意见。决定支援贫困户(每户)3只羊。考虑到贫困户大多缺劳力,土地,因此给参加互助组的中等户2只、一般户1只的支持,以便互帮互助。

二、白若冰工作室在现场,即为西黑沙图村解决了全村羊的销售市场问题。

三、西黑沙图村养羊有经验,散养和圈养出栏率都很高,可继续扩大羊的养殖规模。由于当地缺水,且盐碱化严重。工作室决定支持该村进行“羊草”种植。羊草抗寒、抗旱、耐盐碱、耐土壤瘠薄,且一次种植多年收益。工作室与该村现有互助组合作,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今年先搞小规模试验,成功后再大规模推广,力争五年内建或万亩牧草基地,让该村彻底脱贫致富。

7、“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不同于北京其它近郊农村。该村地处深山区,离十渡镇35公里,总积14.7平方公里,606户,1203人(997人持农民户口),可耕地只有300亩。

到了村里我们才知道,堂上村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原创地,还有一个“纪念馆”。1943年,19岁的曹火星在堂上村中堂庙,针对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借助当地民歌霸王鞭旋律,写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表达人民相信共产党的歌曲,传唱全中国。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歌名“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从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象征着一个真理。

现在,堂上村村民受到政府很多政策扶持。村里每年每户有八罐50元的煤气,帮助村民节约了开支;农村新型医疗保险为村民报销部分40%医疗的费用,解决了部分看病问题;险户192户,集中搬迁村建楼房住,人均25平米。政府出一千元,集体出一千元,个人出3-5百元。这些政策村民都很支持,也很感谢。部分村民在走访期间一直说“感谢党让我们走上了新的生活,比过去日子稳定多了。”可是村民也认为这些扶持后面也有很大的问题。医疗保险有了,但药医费太贵了,病不起。住在内迁房,个人应交的房钱4万元多数还欠着。

改革开放前后,堂上村靠山吃山,由煤矿支撑村内的主要经济。原有小煤窑40个,2007年开始,为保护环境全部禁采。2010年最后一个小煤窑关闭,村里经济面临真正“转型”。

转向那里?全村可耕地才300亩,种植小麦、玉米,仅够口粮的十分之一。租用骡子耕地,一头骡子一天300元,收成不够租骡子钱。300亩地抛荒150亩。种优质粮,土壤只适合种玉米、土豆;养羊,牧畜局支持,林业局禁止,发现就罚;养驴要三年才有收入,不如去打工;种树,后期浇水管理跟不上成活率低,就靠反复种。政府提供树苗,种一亩给人工费800元。先种后给钱。护林员,一月450元,一天8-15元,一年只能工作6个月。能做护林员,成了村民的理想。村支书说,失去了非农经济支柱“没有任何出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现在政府给面,25斤/人年,村集体给米,50斤/人年,油10斤/人年。既使这样,村里因各种原因贫困的还有140户左右,有残疾证的110人,还有10个聋哑人。

安进平(女)42岁。有两亩地,每亩产玉米250斤,自家吃。1999年,前夫跑运输车子掉下悬崖摔死了,留下买卡车欠账4万多元。她一直抚养前夫的婶子,招赘了一个比她大3岁的河北人。丈夫是全家6口中的唯一劳力,在房山工地当小工,一个月拿回来1000多元。村里照顾她,安排护林工作,每天收入15元。收获的核桃去年卖了30多元。她有两个女儿,21岁和16岁,丈夫带来一个儿子,16岁,三人都在上学,每年学费、生活费需4万多元。住进村里的内迁房,每年冬天电取暖的费用7000多元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个人应交建房费47500元,仍然欠着。此外还有近10万元的欠债,她说“不知道怎么才能还上。”前夫婶子患有肺气肿、老年痴呆、冠心病,每年药钱要花3000多元。好在她有4个哥、1个姐,时常接济她,还借钱给她。

高祥增,41岁,家里有6口人。最近检查出肝病,村里人说他活不了多久了。每月药钱大约是1500元。村民给他捐款,两个姐姐也帮助他很多。今年春节,村支书跑了三趟乡政府,为他家要来3000元补助,他们才能够过年。说到这里,他流泪了。高祥增住村里内迁房,病是搬家之后发现的,4.6万元个人付款还没有还。妻子在村里护林防火。高祥增父母分别是73岁和68岁,种4亩地,都是小块山坡地。玉米亩产约300斤,黄豆亩产约300斤。大女儿16岁,上高中,学费等开支1万多元。小女儿14岁,上初中,吃住、学费全免,每月开支大约80元。两个孩子依靠爷爷奶奶每月500元的养老金上学。

搬进新房的李广云说,他们一家五口今年住进了新修的房子,可是现在新房是地暖,取暖要用电,每天省着花也要100来元,过冬光电费就要花6000-7000元。人怕冷,不可能不过冬,电暖开销又太大,最后一家只能搬回老房子。

小煤窑关闭,留下151个程度不等的矽肺病人。

李广军50岁,在煤矿工作11年,挣了一些钱,一样患有矽肺。失去大部分劳动能力,仍可做轻活,但以年龄和身体状况找不到工作。家里有父亲、夫妻和两个孩子。女儿打工,月收入2000多元;21岁的儿子还在上学,每年开支两万元。一年前外迁到良乡,花了以前在煤矿积蓄的50万元,买了专供的低价房子并装修。他说“忙前半辈子买了房,后半辈子还没有着落。”村里土地已被收回,老房子被拆,但户口却转不出去,就业、医疗、养老均无着落,说好的矽肺补偿费也没有影子,“等于没有人管了”。他们听说房山区另外两个地区和别的省,矽肺病国家都补偿了十多万。但是这边150多人没有补偿措施,有时候想组织上访,但是大队现在压着。

堂上村劳动人口600人,外出打工300人。村支书是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最好时,全村人均福利达6千元。现在没有经济支柱,务农无收入,行政村干部每年到处乞讨,借钱,就剩下欠债。村支书最大的心思就是指望一半村民搬出去。政府有搬迁指标380户,靠抓阄决定。原定5年完成,现已过4年,仅搬走199人,新户口还没落实。

村里富户都迁移出去了,剩下村民较为贫穷。留在村里,首先要就业。村干部一边想发展野生葡萄、国光苹果、山毛桃、樱桃、麻核桃,但都要钱、要时间;一边准备搞红色旅游,村民对这个新产业充满期待。村民都明白,没有住宿、餐饮配套设施,人们参观后会直接离开,不能带动创收。红色旅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堂上村的调查反证了一个事实:没有农业以外的资源,靠种地没有出路,养活自己都困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不能有了“国家”,没了“农民”。

李福会今年89岁,是最早传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人之一。他得了老年痴呆症,平时不说话,家人也认不全。儿子说:“这些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这首歌还能唱两句。”但也有好几年没唱了。在儿子的反复要求和启发下,老人终于回答说:“会唱。”又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他完整地唱出了这首歌。他的牙已经掉光,但歌词的发音仍然清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对堂上村的扶助计划与具体落实]

一、堂上村的问题很突出,目前政府解决全部移民有困难,可考虑将所剩农户组成护林队,每月发点补助,就能把14平方公里的山林很好地管理起来。

二、林间地种植蓝莓是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再加上,工作室正与中国全联旅游业商会协商,在该村建立“红色旅游”点,届时可推出“蓝莓采摘节”等配套活动。

三、为解决村民目前的生活困难和减少森林火灾发生,工作室愿扶持该村开发“腐殖土”项目,利用森林多年积落的腐殖质,配料成城市人养花的营养基。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场行情肯定很好。

8、组织农民,依靠农民

只要真心实意地帮助农民,中国农民有丰富的经验,足够的智慧走出贫困。

我们所到之处,看到报纸讲的最多的,就是“新农村”加“城镇化建设”。要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突出规划编制、民房建设、设施配套、产业发展、民主管理、乡风文明;要完成×××个村庄专业规划编制,整合扶贫、整村推进、财政一事一议、危旧房改造;农业、林业、国土、水利、交通、环保等各类项目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要“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层次推进”,发改、财政、扶贫、水利、国土、交通部门包抓新农村建设;要包村帮建基层党员活动室、文化广场、村道硬化“十个全覆盖”;要“统一规划、统一风格、统一建设”,彰显生态文明新农村特色……等等。

说到底,最终落地的不是农村和城镇的房地产工程,就是无数无效工程,与基础的、底线的、传统的农民生产条件改善与经济生活改善没有何关系。农民的生存现状还是“自生自灭”。靠种粮维持温饱,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不能外出打工,立马陷入贫困;生病,上大学,出意外事故等,立马陷入贫困。

三十年改革,中国城市和城市人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们调查的农村,依旧贫穷,依旧无助。如果农村、农民没有一点担风险的能力,说明务农种粮的农民未得改革开放的红利。调查下来最明显一点:一个家庭超生了,经过几十年的挣扎,现孩子长大了,可以外出打工,这个家庭就脱贫了。而当初,响应政府号召,少生孩子的农户,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反沦落为贫困户。这又证实了一个事实,在农村坚守种粮没有出路,只会越种越贫困。

现有条件下,无论种养大户还是家庭农场,本质上都是小农,与大资本无法比拟。从人数来看,农民阶层是最大的,要相信农民、团结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对小农来说,种养还不是最难的问题,走向市场更加困难。要找到一种将千百万分散的小农与国内、国际大市场联系起来的有效方式,需要组织针对大市场的销售。小农与家庭农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小生产需要组织大市场,只有大市场才能救小农,这是需要政党、政府、行业、商会共同研究全力解决的,不能靠小农自己单打独斗去闯市场。

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只有真正下到户里,了解到实情,才可能帮助最受困的老百姓脱贫。在生产环节,摆脱贫困完全靠个人、单个家庭的力量很有限。眼下可行的办法,就是走农民互助组、互助会的路子。所有互助,我们使用同一个《互助公约》:

一、互相帮助,是我们的精神。

二、科学技术,是我们的财富。

三、民主议事,是我们的权利。

四、共同进步,是我们的出路。

中国式小农必定要自生自灭,还是可以焕发活力?生产规模的大小,与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幸福感,并不完全成正比。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宣称坚持社会主义,这与农民的意愿具有本质的一致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生产”要共同富裕,保证农户利益,依赖大资本是靠不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更是靠不住。实现小农的共同富裕,需要小生产自身有组织的面对大市场。而“有组织的面对大市场”恰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要做的正事。依靠农民、团结农民、组织农民;建立土地、劳动与资本的平等合作,实现“小农连接大市场”,用产前产后产中的大组织,保护“小生产”的积极性,这些环节都至关重要。这是维护家庭承包者自身权益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方向。

9、三农问题的继续

对农民而言,“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理所当然。问题在于“交什么?怎么交合理”。现在农村“税”没了,“统”没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上不存在)三权抵押、担保,进一步架空、削弱了土地集体所有权,只留下“个体”农户承包制。十七届三中全会表述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实行农民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新增补贴向粮食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等等政策。似乎是由过去“多取少予”开始向“少取多予”转变,农民开始由“减负”向“增收”转变。但调查表明,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中70%左右用在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上,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国家在农业项目上的扶助并不少,由于地方政府、部门利益的关系,绝大多数成了面子工程或被中间环节消耗掉。农民享受到的最终补贴,也被物价上涨吃掉。

2000年人们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以后,全面开展“正税清费”。从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锁定三农主题。2005年,广东颁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按“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进行土地交易。但是,严格的土地管理文件与地方政府、开发商的实际利益相比,显得苍白无力。按粮食生产区域分工,产粮区与销粮区定位的差距,导致“产粮大县,经济弱县,财政穷县”的产生。主产粮区不断萎缩,主销粮区迅速扩大,主产粮区会转用“圈地”突出重围。农地、粮地必然持续减少,已成定局!

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农是──农业恶化,农村老化,农民分化。

一、农业恶化。全国耕地的70%属粮食种植,30%耕地种植经济作物。2008年我们从粮食净出口变净进口国。2011年玉米全面进口。2012年三大主粮玉米、小麦、稻米进口比2011年增长197%、195%、305%。80年代初30省市21个粮食输出;1990年9个;目前只剩5个有稳定粮食输出。农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工业占好地,大城市扩张占好地、小城镇建设占好地。真实情况是“房地产占山下,耕地搬山上”。18亿亩耕地,只是一个虚数,并不代表可耕用。

除此,占全国耕地总面积20%农地污染严重。每年施用超过5800万吨化肥、180万吨农药以及除草剂、植物激素等化学投放品,超过五千万亩耕地为中、重度污染;而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具体耕地数量,还未公开披露;水土流失,强降雨时会发生地质灾害的六千万亩25度以上陡坡耕地;开垦不该开垦的湿地,以及超采地下水形成“漏斗”地区的土地……与此同时,利润导向农业技术推广,使得农资不安全。农资生产流通,技术价格,外资垄断。中国作为最大种子需求国,育种核心技术和品种权没有。外资玉米种、蔬菜种不断扩大。外资农药占三成,水稻、小麦草害防治,已是外资农药主导。

二、农村老化。调查反映出的问题是普遍的:农民种几亩地不可能富裕。农民在农业生产里面已经没有收益权了,他们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非农收益来补农业收益。农业回到自给自足、保障生存的一种“活命”。

2000年后,几乎所有农村年轻人都进城务工经商,农业由留守在村老年人和妇女承担。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比例近乎90%以上。打工赚取收入,即为维持农村家庭生活,也为赚取进城生活的积蓄,获取在城市立足的资本。离土又离乡的民工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只是人离开了村庄,务工赚的钱也不会流回村庄。在我们所到之处,离开村庄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凡是不上学的都外出打工了。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就是要离农村越来越远。最终,农村不仅老化,而且空心化。

三、农民分化。农民分化首先来自农用土地分化。同样一块地,种粮食或盖厂房,其价值天壤之别。农地转为非农建设使用,使全国农民分为成两个部分: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近郊,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农民,可以得到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而绝大多数农民,是农业种植地区农民,他们没有非农之外的资源,没有条件得到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这部分农民不被大资本关注,不受现政府重视。这是优胜劣汰、自生自灭的大多数。在这个自生自灭的人群中,又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与进城打工农民之分。在家种地一年收入三、五千元,进城打工一年收入可二万元。农民的选择是明摆着的。离家打工农民,属于“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也就是“剩余劳动力”。

所谓自生自灭,就是无论务农的还是打工的农民,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条件,以及社会生存条件都已变成偶然的东西,单个农民或单个农民工无法加以控制,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对他们来说,进城打工只是问题的一面,何以能够城市扎根,何以能够返回安生,则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进城打工扎不下根,一旦转移到“但凡必须回乡”,他们可以做什么?怎么做才能安生立命?70后已鲜有务农能力,而且无地可种。城市呆不下,回乡养不了自己,活路在哪里?

中国基础的、底线的绝大多数农民,不是任由市场起决定作用的领域,而是由路线、方针、政策起决定作用的领域。吃饭、喝水终会成为全人类的最大问题。老歌曲中唱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现实中,却很少尊重农民选择,听取农民意见,赋予农民权力,相信农民智慧。

顶层认为:小农经济无效率。中央决议: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用大生产代替小生产;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实现确权,鼓励土地流转,鼓励农民进城和资本下乡;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我们主张:要真心实意地帮助农民。“小农”并不是三农问题所在,小农与社会化并不矛盾。三农问题所在,是国家没把解决三农当作“战略”对待,任其由市场摆布、自生自灭。用大农排挤小农,不计后果地瓦解2亿户小农经营;无视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转向城

市的现实;无视经营者失地,无视抵押、担保方收回承包地经营权;在排斥农民工在城市落

地生根的前提下,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城镇化”,无疑是一个幌子。结果是,将一

般建设用地甚至耕地变成经营性用地。

看农民信什么,就看他家中堂。中堂,是这户人家的精神,是这户人家的希望。进到村里,可以看到村民家的中堂墙上,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毛主席老人家穿着大衣顶天立地!有观世音菩萨的站像,也有天主带着光环的站像,更有每家孩子的成绩奖状和寄托希望的儿女孙辈的照片!

问信教农户,为什么信主?他们说:信“主”是被逼的,没法子了。

2014年6月22日 白若冰工作室

(凯雷,威信号kailei2020)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百度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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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