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贸”背后的贫富分化与阶级政治（4）

社会基础的变迁：

认同观对利益观的影响

“认同”（identity）是个复杂的概念，上承民族主义谱系，下接政治社会学理论，在后殖民、后内战与后冷战的两岸关系背景中，这个概念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刺激，还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民族认同过程的很多特征。不过，复杂的认同观可以直接表现为个人在特定场景条件下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态度。因此，学者们可以设计出巧妙的方法来抽样和测量认同观的分布趋势。最近20年来，就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与统独选择的调查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政治偏好光谱测量研究法，即按照特定政治议题测量出偏好光谱，例如急统、缓统、先维持现状再统一、永远维持现状、先维持现状再独立、缓独、急独等，进行分类分析。第二种是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这种测量研究方法排除了“战争威胁”和“两岸发展差距”这两大现实条件的干扰，可以让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与统独选择充分且真实地呈现出来。台湾中研院吴乃德研究员按照第二种方法设计调查问卷，他列出两个问题要求随机抽样的受访者回答，问题1是“如果台湾独立不会引起战争，你是不是同意台湾应该独立？”问题2是“如果两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相当，你是不是同意两岸应该统一？”问卷收集后对答案进行交叉联列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受访者真正的认同，并描绘出调查样本的认同分布趋势。

2011年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涉及两岸经济交往与台湾人的民族认同的关联影响问题。根据上述“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分类，民族认同被分为台湾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双重认同和维持现状及其他，而两岸经济交流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从正面、负面进行程度划分。

分析指出，认同自己属于中国民族的受访者中，认为两岸经济关系密切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帮助”和“帮助很大”的比例，高达88.9%。而认同自己属于台湾民族的受访者中，对两岸经济关系对台湾经济发展影响的正面与负面看法比例分别是38.1%对41.1%。至于双重认同者和维持现状者的看法，也是多数认为有正面影响（分别是76.2%和73.7%）。这些数据说明，对台湾经济如何受两岸经济交流的影响，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客观认识的问题，而是不同民族认同者有不同的看法——认同观直接影响了利益观，主观性盖过了经济理性。

这种基于认同观的利益观，为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开展政治斗争提供了利器。双方分别从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具有本方认同观的民众中动员和收获选票支持。实际上，2010年反ECFA和2014年反服贸具有相同点：具有台湾民族认同的民众中很多人持反对态度，而具有中国民族认同的人则多持支持态度。

民进党的阶级路线与“反服贸”论述

即便民进党内部人士也不否认“太阳花学运”的骨干们多出自蔡英文系统。本文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学运骨干们不仅在经历上与蔡英文系统有紧密联系，而且在政策观点上也深受蔡英文推动的民进党路线转型的影响。这个路线转型，就是要推动民进党走向以阶级政治、民生政策为主轴的选举动员方式。

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台湾三次“总统选举”中，民进党注重沿着省籍族群统独的社会分歧线进行切割式的选举动员，凝聚台湾省籍民众的“我群”意识和本土认同，进而转化为投票行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而国民党常常被动地追随民进党的选战议题。民进党政客刻意宣扬“本土”对抗“外来”、“台湾认同”对抗“中国认同”的二元政见论述结构。不过，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不少青壮派人士反思陈水扁时期的路线错误和执政弊端。罗文嘉就曾掀起一阵“二次党外”运动，认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代表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民进党应该站在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走“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才能抗衡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在党内青壮派要求改革的背景下，2009年初蔡英文启动了检讨民进党政治路线的措施，并宣示2009年为“社会运动年”，试图重建民进党与社运界的联系。2011年8月蔡英文谋划已久的《十年政纲》公布，标志着民进党“中间偏左”政治路线成形。该政纲“总论”分析台湾发展的新形势：“经济发展偏差造成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严重冲击社会的和谐发展，分配正义的挑战陆续浮现。”为了应对这个新形势，《十年政纲》列出民进党的六项基本主张，其中“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和“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两项主张成为引领民进党选举策略和未来施政重心的主轴。按照《十年政纲》的阐述，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是指面对台湾人口老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组、失业增加及工作贫穷扩大等社会新风险，台湾当局必须建构“永续的社会安全网”，重视各项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及永续性，同时应维护就业稳定、所得成长与劳工权益。这些政见主张正是“中间偏左”政治路线的要求，也是阶级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英文不愿承认“九二共识”，又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两岸政策，得不到中间选民特别是经济选民的支持，最后以6%的得票比例小负马英九。此后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建立智库“小英教育基金会”收拢人才，培育力量。而本次学运的几位骨干林飞帆、陈为廷、魏扬、黄郁芬等，或曾是蔡英文竞选总部或小英教育基金会的青年追随者，或本身就是民进党员。他们的激进行动，未必直接受民进党或蔡英文本人的策划，但是从他们的很多言论中，可以辨识出蔡英文近年来政治路线和社会动员论述的痕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黑箱服贸自救宝典》（媒体称“反服贸懒人包”）的作者台大经济学系教授郑秀玲也是小英教育基金会成员。学运一开始以“反服贸黑箱”为主诉求，跟2010年蔡英文反ECFA时主打反“黑箱作业”的论述如出一辙。所谓“黑箱”问题其实是程序问题，而激起更多社会民众质疑和反对服贸的，恐怕是“批发零售生活产业将被陆资替代”、“弱势产业将受冲击”、“服务业劳工就业不保”、“两岸开放不对等”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点。由于马英九政府对两岸服贸协议宣导不力，这些观点谬种流传。这些都是典型的“中间偏左”论述观点和阶级政治动员话语，在台湾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经济民生连年凋敝的时代背景下，极易煽动民意形成“反服贸”的浪潮。

三三零凯道游行前后，学运形成了“退回服贸”、“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法制化”、“召开公民宪政会议”、“朝野立委支持人民诉求（即先立法再审查）”四大诉求。并且，学运支持民进党提出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国关系”入手定位两岸协议的性质。于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这一经济事务被转换成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在国族认同的刺激下，在民进党阶级路线的影响下，学运对大陆经济力量和两岸经济交流的恐惧超过了对台湾经济利益的考虑。不管服贸协议对台湾经济有没有好处，只要它有可能削弱台湾经济的自主性，就是不正当的，因而反服贸也就成了正当、光荣的行为，其价值超过占领“国家公署”、破坏公物的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