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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服贸”背后的贫富分化与阶级政治

2014-07-01 18:00:06 作者: 郑振清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郑振清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4年3月的台湾“太阳花学运”,虽然以“反服贸”为主题,但却是“反马”、“恐中”甚至“反中”等情绪的大爆发。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以“和平发展”为主轴,既务实又稳健,台湾绿营和学运其实找不到什么具体借口来直接“反中”。一些“反中”声音之所以出现,实际上与激进的“台独”势力紧密牵连,这是台湾政治的老问题,暂且不表。本文要分析的是近年来台湾经济社会变迁引发的新问题: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部经济动荡和内部经济停滞的影响,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出一整套社会动员力极强的阶级政治话语体系,为新时期的台湾社会运动和选举政治提供精神养料。

这套话语体系运用于批判马英九政府,就为“反马”提供了论述依据,运用于质疑两岸关系,就成为“恐中”的思潮基础。本文将探究这套话语体系的根源与动力,论证当代台湾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由于台湾社会发展史上一向缺乏稳定的阶级认同,因此“反服贸”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替天行道”姿态——摒弃代议民主,强调直接民权,诉诸阶级政治议题,为弱势群体代言,实际上夹杂着主观性极强的“国族认同”因素,也受到民进党路线转型的深刻影响。

“反服贸”运动:特点与实质

因跨国自由贸易引发的本土社会抗议,并不鲜见,美国、墨西哥和日本都曾爆发过劳工抗议运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起因都是担忧跨国自由贸易冲击劳动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属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冲击下的社会自我防卫反应。

但是,台湾爆发的这场“反服贸”运动,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其他国家针对贸易自由化的社会抗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一,运动主体不同。当涉世未深的在校学生成为运动主体和舆论焦点时,令人困惑的是,服务贸易的直接相关群体——台湾服务业从业雇员并没有大规模站出来呼应,反而有不少的台湾工会团体发声挺服贸。据说五一期间台湾部分工运和社运团体上街游行反服贸,但也有不少工运和社团表态支持两岸服贸协议。

第二,运动诉求模糊多变。学运的诉求涉及两岸服贸协议的程序和内容(“反黑箱服贸”),乃至要求针对两岸协议的“国会监督权”和“公民宪政”等宏大议题,从经济议题跳跃到并不直接相关的政治议题。这就超出了一般社会运动的范畴,因为社会运动要取得成功,往往要有针对性、具体性的诉求。

第三,以捍卫民主为名反民主。这场学运挑战过去20年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成果,长期霸占“国会”,反对台湾人引以为傲的代议制民主。3月30日,学运领袖林飞帆在凯达格兰大道游行集会上激昂演讲,怒斥台湾国会政治。他还称这场学运用行动“重新定义台湾与中国的关系”。这些激进论述,得到很多台湾民众的喝彩。对此,不仅大陆民众,即便很多亲台的美国学者也认为不可理喻。

第四,社运凸显,政党淡出。蓝绿政党的多位大佬们在这场学运中罕见地被边缘化,尴尬失语。也许唯一得益的是宣布参选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因为学运推动了民进党高层政治的世代更迭,苏贞昌和谢长廷不得不主动退出党主席竞选。但是,蔡英文如果真想带领民进党再崛起,瞄准2016年台湾大选,将不得不努力争取理性的中间选民的支持,怎么敢走这场反服贸学运所揭橥的激进主义路线呢?

运动主体不同和诉求多变,说明台湾“反服贸”运动不是单纯经济层面上的“反自由化”或“反全球化”,而是夹杂着复杂社会情绪和政治主张,甚至存在政党政治操作的综合性运动。反代议民主和政党边缘化,则说明这场运动具有激进主义特征。一般来说,只有在一个严重分化的社会,激进主义才有表演的空间,才可能获得社会的同情。

世界上没有无因之果。把台湾这个浅碟经济体和新兴民主政体纳入全球和两岸经济整合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可以触摸到经济议题政治化和极端主义滋长的社会土壤:(1)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2)长期缺乏稳定的阶级认同;(3)被两岸国族认同问题所扭曲的利益观和阶级政治动员。这是被恶性政治权力竞争和不公平财富分配所一再蹂躏的台湾社会的基本体质。

责任编辑:自然
来源: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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