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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南:公知们是怎样编造“文革”故事的?

2014-05-17 16:17:03 作者: 范南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有些公知就开始编造一些关于“文革”的故事。进入21世纪,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有些还以“亲身经历”写回忆故事,有的正规的报纸刊物也喜欢刊载这样的故事。凡是经历过“文革”的民众,对那些编造的故事一般都是嗤之以鼻的。但对于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洗脑作用。因此,有必要把公知们编造的几个典型的“文革”故事稍作解剖,以还原历史真相。

有位叫张鸣的公知,把“文革”期间说成是“杀多少人、怎么杀,都是合理而且正当的。”这无疑是一般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但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正规的报刊上。湖南大学的廖进中教授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他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愤怒地反驳:

在当时,别说“杀人”,要“枪毙”,就是“打砸抢”,也是不为上面所允许的!也要受到法律审判的!比如,我所知道的周剑波,即为一例。虽然他是产业工人、复员军人,但他持枪走火打死了人,仍然要被枪毙!还有孟伟,即使他只是个不经世的中学生,是根正苗红、地地道道的“红五类”,也因为派性深夜错杀了人,依然逃不出“以命填命”的命运!

廖进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张鸣这种人:“不是无知傻起哄,就是别有用心想翻天!”

这个结论很有水平,有些人之所以编造那些耸人听闻的“文革”故事,矛头指向的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甚至延伸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以来的历史!

“文革”中的“杀人”真实情况如何?北大法学教授巩献田经过统计,于2013年指出:“1968年、1969年,全国的平均犯罪10万件都不超过,现在最近五六年平均每年送进监狱的100多万。”

2006年,一位即将退休的民警刘铁成对《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说:“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他还感触颇深地说:“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

不知“张鸣”们看到这些有何感想?

另外一个自上世界70年代末就开始流传的“宋彬彬杀人”的故事。很多公知加入了这个编造的过程,其目标首先是延伸到整个红卫兵“杀人”,然后就延伸到整个新中国前三十年,延伸到毛泽东的“不爱红装爱武装”。最近《南方周末》的文章把这个“杀人”的基因延伸到雷锋身上,因为雷锋说过“对阶级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再向前延伸,就是好吃懒做的贫下中农残酷地杀害了无数勤劳致富的地主…

在编造宋彬彬的故事中,有两个公知推手载入了史册,一个是直到去世时仍未看到共产党垮台的千家驹;另一个是至今还喜欢信口开河的学者徐友渔。

千家驹说:“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

徐友渔则在他的书中写道:“现在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击女红卫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残忍时的震惊心理。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就是被一些女红卫兵打死的,而且死后还暴尸校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开放》杂志有文章,提到她亲手打死九人,后来有文章更正,说确凿的数字是七人。也许,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接受袖套之后鼓励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泽东就鼓励并赞扬中国青年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经过多年的调查,宋彬彬既没有改过名,更没有动手伤害过任何人。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由公知们编造的故事,被美国人写进了书里。在宋彬彬的交涉下,该书的作者,推荐者和出版机构不得不公开道歉。我们的公知们怎么就不学学这种“普世价值”呢?最近,宋彬彬为当年未能有效阻止个别学生的粗暴举动而道歉,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当年的“文革”,全国学生基本上都参加了,出现一些过火的行为是遗憾的,也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决反对的,《文革十六条》就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也多次发文发公告制止武斗。但公知们就是视而不见,那位叫徐友渔的就多次在《凤凰台》等电视台声称毛泽东说了要发枪给左派搞武斗。至于哪来的依据,则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象他说1960年代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依据是境外出版的一本毛泽东传记的内容的。他就不想想,境外出版了数百种毛泽东传记,有几本上面说了饿死几千万?!他也不想想,不是一个伟人,在全世界能有数百种传记问世吗?!

可能是这种反复炒作的故事屡屡露出破绽,那种编造的“文革”故事影响力也日渐衰落。公知编造的“文革”故事的越多,中国民众理解“文革”的初衷的反而越来越多。于是,公知们又挖空心思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到编出“穿越时空”的故事。下面就是一例。

上海有一家《世纪》杂志,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该杂志自称:《世纪》发表的文章,强调以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特色,同时也刊用文史专业工作者悉心研究的成果…曾先后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期刊和百家优秀期刊进边防连队刊物之一的殊荣。

该杂志还说道:《世纪》向以知识界人士,尤其是中老年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读者群相对稳定,读者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国务院直属机构在职的副部级以上领导、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等都是固定读者。可喜的是《世纪》创刊以来每期都有不少精彩文章被海内外众多媒体转载,近几年转载率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当今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编辑部与国内知名期刊网站开展紧密合作,使读者面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全球每一个关注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的人士都可及时读到《世纪》,扩大了刊物的传播面和影响力。

这份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信史,上送达国家副部级以上领导,下发至边防连队,还被海内外众多媒体转载的刊物,也在参与编造“文革”故事。

该刊在2012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革”批斗会的故事:《口误惹大祸》。这个故事后来又被发行量较大的报纸《作家文摘》(该报也喜欢选择新中国前30年的“悲情”故事转载)于2013年7月2日转载,这个故事影响当然就更大了。故事全文如下:

王杰是“文革”期间树立起来的解放军英雄形象,毛泽东曾经为他题词:“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文革”期间,这段话成了引用率最高的毛主席语录之一。

郭绳武先生是国内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以教授之身顶着西大副校长的头衔。先生根正苗红,又是中共党员,因此,从“文革”开始到1967年夏天,他一直未受冲击,平安无事,成了硕果仅存、一枝独秀的校级领导。

1967年夏日的一天下午,西大在校园内南树林里举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郭先生以老教授代表的身份上台发言。

当时无论大会小会,发言者首先得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郭先生走上讲台,掏出讲稿,面对听众,朗声开读。可能是紧张过度,他刚一开口读毛主席语录,就出现了致命的口误,竟然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读成了“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这句话刚一出口,全场先是几秒钟的沉寂,接着猛地一片哗然。郭绳武自己也发现读错了语录,顿时面如土色,浑身乱抖。在一片呼喊声中,几个红卫兵冲上台去,对着先生一阵拳打脚踢:“好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竟敢故意篡改毛主席语录!” 郭先生自知闯下了大祸,恐惧得作不了任何辩解。在一片喊打声中,郭绳武被几个红卫兵揪下讲台。

一句口误,招来了横祸。当天,郭绳武就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了起来,紧接着,批判郭绳武的大字报也在校园里最醒目的地方张贴了出来。

这个故事对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很多人都会深信不疑。可能那些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和连队的官兵,也不会怀疑。至于海外的媒体,完全有可能引进作为一个经典案例,出现在西方的教科书中,甚至出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文革”课上。

但是,这个故事是个地地道道的编造出来的故事。

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为王杰题过词。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在1969年4月28日。而上面那个”文革“故事是发生在1967年夏天!

由于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疏于职守,以至于相当多报刊都成为“编造故事”的阵地。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编造的素材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人相信。例如对宪法载明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公知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抹黑,但去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期间进行民调,85%以上的中国人认为: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过他的失误。

责任编辑:沙枣花
来源: 新民学社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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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