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叶军：寻找消除生态危机的理论武器
近期，全国多地的雾霾凸显中国“生态赤字”。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就越来越被诸多生态问题所困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在消除生态危机方面如此举步维艰？学术界如何从理论层面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有力思想武器？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受访者表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依然是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理论武器。
马克思的生态观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旗帜
解决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世界难题，这一问题不解决，人类的未来将是一片暗淡的。“人类在实现‘绿色文明转向’上的现实性困难，归根结底源于人们对生态文明或绿色文明政治共识与动力机制的缺乏，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人们对于传统工业化所带来的惠益的扭曲性和奢糜性享受。”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表示，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并非像改革开放之初认为的只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局部性、技术性副产品，将会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阶段性跃迁而得到有效控制，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我们生产生活方式本身。
目前学术界依然多半局限于从现代性、科学技术出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出发来破解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在这种学术探讨的背景下，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西方的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在努力探索破解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寻找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结果发现，当今学术界，马克思的生态观完全可以成为指引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旗帜。然而诚如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J·B·福斯特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马克思的生态观视而不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革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
郇庆治表示，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本身就包含着重要的生态价值观和环境政治思维。概言之，它包括如下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多元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环境破坏或“物质代谢断裂”的制度性根源，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烈批评的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城市，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有效的根本性解决之道。换句话说，对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下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本性克服，需要通过一种基本制度架构意义上的替换才能实现。二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至少在生态意义上——将是一种把经济理性、社会公正和自然价值尊重内在统一起来的社会，而这种内在统一性的实现将同时取决于一种全新的制度构架和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体及其意识。应该说，上述看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包含着的重要生态学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也构成了后来兴起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的核心性观点和方法论基础。
“在方法论层面上，上述基本立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评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及其成效，以及构建真正面向未来的绿色好社会的理论指南。”郇庆治表示，具体地说，我们虽然必须承认欧美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环境公民”、“环境公共治理”等政策话语下、借助于法律行政工具与经济技术手段所取得的生态环境改善成效，但也要始终明确，即便照搬它们的环境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具体政策，也未必能够解决我国面临着的生态环境挑战，至少不会走向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消除异化劳动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巨大的利益冲突使人类在处理生态问题上举步维艰。”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借口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通过工业化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两者导致生态问题的性质不同。人类进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环境污染，只有当这种污染打破生态系统的自身平衡并危及人类生存的时候，生态问题才会出现。因此，“生态危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异化，即人类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活动，反过来妨碍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华中科技大学王晓升教授说。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产生了一种畜群意识，狭隘地看待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异化，人们产生了一种狭隘的占有欲望，即自然作为人的生存环境被某些人所占有，并被用来控制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以利润为目标，这必然导致“新陈代谢”的破坏，即自然和社会通过劳动而产生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受到破坏。本来人是通过劳动干预自然并由此而维系社会自身的再生产。然而，在今天，对于自然的干预不仅不能维持社会自身的再生产而且会危害这种再生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本质进行了富有启示的探讨，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启蒙运动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为追逐利润、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追求自我持存的一种资本逻辑。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异化劳动、异化消费的批判，将生态危机还原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从而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及其全面协调发展。
从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多方面原因：从制度层面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促使资本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导致了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从社会层面来看，人和人之间的狭隘关系导致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狭隘关系；从个人层面来看，人的占有欲深化了人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因此，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入手。”王晓升表示，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应该增加政府的制度供给。国家通过法规来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控制调节个人的消费行为，鼓励社会组织进行技术创新。
从社会层面来说，从企业到地方政府，从社会团体到市场都可以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如何确保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核心。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狭隘关系反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狭隘关系，即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调整这种利益关系就要靠社会、市场和政府的相互协调。社会要讨论哪些利益应该得到保护，哪些利益应该受到控制，哪些利益是正当的利益，哪些利益是不正当的利益。社会应该如何调节这些不同的利益。归根到底，这就是一个自然资源的正当分配的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生态环境是一块“公用地”。如果所有人都无限制地到公用地上放牧，那么这就会导致“公用地的灾难”。于是，这就面临着公用地如何分配和使用的问题。比如，阶梯水价就是一个运用经济手段公正分配资源的手段。而在发达工业化阶段，我们还会面临着如何更有意义地使用自然资源的问题。这都需要整个社会的理性思考。
最后，个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都需要利用自然环境，都是从自然环境中借用“财富”，因此每个人都对环境“欠债”。每个人都有义务用一种“欠债”意识来生存。对于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由于较好的经济条件使他们很容易进行无意义的消费，并无意义地耗费自然资源。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郑吉伟教授说，这从本质上解决了西方主流学者长期存在的根本认识缺陷。也只有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着手，才能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也就是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高度认识生态问题的本质的思想体现，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生态文明建设要克服资本逻辑
王晓升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批判的理论并没有提出多少具体的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虽然如此，他们对于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路标。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利润的动机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监督企业的生产行为就成为控制生态危机的关键环节。
第二，启蒙以来的工业文明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这表明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所存在的弊端。这就要求我们改变生产方式，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而在当前的中国，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这恰恰就是调整生产方式、进行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
第三，自我持存、征服自然的观念是生态文明出现的文化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我持存是一切行动的基本原则，是经济竞争和社会竞争的核心。只要我能够生存和发展，即使由此对他人产生恶果也在所不惜。如果说征服他人会导致他人的抵抗，那么征服自然却不会碰到这样的抵抗。于是在利己主义、征服自然的价值观中，环境的破坏就是必然的。在市场经济的中国，这种价值观同样也会产生巨大的危害。
第四，人类中心主义被看做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世界观。人是世界的中心，生态环境都是为人服务的。从原则上来说，这没有错。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如果人不是从狭隘的自我出发来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人就不会破坏自然，而会把把自然作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消除生态危机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最核心的本质要素是什么？如何在反对资本逻辑中，深化社会主义的逻辑？在王晓升看来，解决生态危机不是要像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要“稳定生产”，而不能扩大生产，也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当代世界的发展已经到达了增长的极限。我们决不能掉入这样的陷阱。如果这样，我们将永远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当我们既要发展又受到生态环境制约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王晓升认为，这里最核心的是自然资源如何合理、正当配置的问题。传统上，市场只是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不能达到资源的合理和正当配置。既然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那么我们也可以借助于市场来进行资源的合理和正当配置。社会应该合理、正当地配置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一旦这种正义的制度建立起来，所有人都会自觉地保护这种正义制度，生态保护才能被维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没有自然资源的合理和正义的分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存在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进行自然资源的合理和正义的分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和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如果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那么它意味着，合理和公正的自然资源分配制度将会真正地达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
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抓住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这就是把我们传统上从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转换到自然资源的合理和正当配置上来，建立一个新的自然资源的配置制度。如果说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是注意GDP，那么自然资源的合理和正当配置将注重绿色GDP。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看到了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背后所存在着的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
王晓升表示，当然，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的制度问题，而且还是技术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生产方式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环境来抽象地构想一种自然资源的合理和正义的分配制度来解决生态问题，似乎一旦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生态问题就迎刃而解。
要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进行技术上的革新和管理方式上的革新。不仅如此，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问题是一种生产方式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表现在其利润的追求上而且还表现在它对社会经济体系的控制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维持再生产来维持资本对人的控制。而要实现再生产，资本就会不断地刺激人的需求，刺激社会的需求。这种被刺激起来的需求的不断扩大自然会加剧生态危机。“因此，一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合理的生活方式就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因素。”王晓升表示，从哲学上来说，这就涉及到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何而存在，是为了不断增加GDP、不断征服自然，展示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而存在，还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的方式而存在？这就涉及到我们究竟以何种理性的方式来消费等生活方式的问题。工业文明的发展会导致人们无意义消费。这种无意义的消费最典型的就是购买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消费演变为收藏，生活的空间变成了“博物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看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的建立都有启发意义。
郇庆治说，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无论是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克服（超越），还是对于新型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追求，都离不开一种“生态新人”或“文明新人”的孕育与成长。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层面上的“绿化”或“五位一体”（硬内容），我们还必须高度重视公众生活方式与观念的生态文明性提升（软素质）。而且，这远非仅仅是一种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化与制度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能够提供这种教育得以有效开展的制度大环境问题。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社会主义维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社会主义维度？
“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技术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制度问题，乃至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王晓升认为，孤立地局限于某种理论很难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生态问题。这就需要许多不同的学科共同协作来研究生态问题，并为解决生态问题寻找出路。马克思的思想中也包含了一定的生态学思想。这些思想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因此，借助于马克思的生态观念，吸收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当前思考生态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郑吉伟也指出，西方学术界对生态问题研究，既有主流社会科学，也有左派学术。西方主流学者将生态问题归为市场因素，而左派学者从社会制度的高度认识西方生态问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其生态危机的根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方法不仅对于我们认识西方生态危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也有借鉴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际上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为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
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举步维艰，既有人类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方面的原因，也有人类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郑吉伟指出，生态危机看起来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矛盾的体现。西方主流学者将生态危机看作是市场机制失灵或政府失灵，仅仅看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我们当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技含量不高，依赖资源和能源的粗放型发展。当然，也有地方盲目追求GDP增长，追求政绩有一定的联系。
在郇庆治看来，真正严肃的问题也许是，当代中国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或者说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尤其是在我国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对此，郇庆治认为，我们可以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与思考：
一是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特质的重视与强调。值得指出的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议题上，“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的最大不同，不在于文字内容上的大幅度增加和篇章结构上的独立成篇，更在于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明确承认。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确保生态文明以及其他领域建设结果（即现代化建设本身）的社会主义总体性质，而且要主动采用社会主义的思路、方法和手段来不断积累我们不断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元素。换句话说，在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在更自觉地限制与制约“资本逻辑”的影响范围与程度的同时，更多地引入与弘扬致力于满足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逻辑”。而要想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得以持续，除了它自身的更清晰阐述与与表达，最重要的是一种公共所有为主的经济所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与政治信奉。在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文明转向”问题上，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当然还应包括历史悠久的前现代生态文明传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政治领导地位使得她可以（必须）从更宏观、更长远和民众绝大多数的利益与视角，来观察、理解和应对我国所面临着的生态环境压力或挑战。因为，如果说在多元民主政治体制下，还可能出现不同执政党之间的环境管治责任推诿，那么，作为唯一长期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承担政治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像国际社会中其他左翼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奉及其“绿化”是一个渐进发生的、不断学习过程。“十八大”报告对于生态文明观及其政治与政策体现的、颇具环境主义色彩的阐述，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学习潜能。上述两方面相结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合格领导力量。
三是“三中全会”强调的生态文明体制与制度理应包括一个“社会主义维度”。初看上去，《决定》基本上是围绕着经济体制与制度改革的全面深化而展开的，甚至像有的专家解读的那样，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算作“半个”经济类议题。但一方面，《决定》指导思想部分讲得很清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决定》相关条款不仅是对我国生态文明的环境经济体制、制度和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制度改革的任务部署和具体要求，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制与制度框架的进一步勾画或“顶层设计”。
总之，作为一个环境政治社会理论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关注的是现行经济社会制度的生态化政治变革，更强调的是一种绿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与实践。“这当然并非是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文明转向’的全部，但却能够从更根本层面上回答：如何使工业化进程中的‘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如何使大规模展开的城镇化‘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郇庆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