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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老师北大讲座——谈中华文明起源

2014-04-10 17:04:0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现在对中华文明对秦文明坏的一面的过度宣扬,成为相当一部分成为知识分子普遍的认知,当然还有很多人觉得很困惑,很不能理解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 它所创造的文明难道没有优秀的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吗?我们既不可能把自己头发拔起来,离开这块土地,也不可能到外星去吧?那么我们就要实实在在的来自我反省 我们文明的健康点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一个烂透了的文明形态。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从十字军东征以后,慢慢形成了文艺复兴思潮,并进入了启蒙运动时代,而两 者作为诱发因素来讲,某种意义上起源于十字军东征,是对东方文明的向往,或者受到的启迪,这个东方基本不包括中国,主要指的是当今的西亚北非等中东地区, 但是他们更多对文艺复兴的反思是中世纪渐渐成为一种无所谓的时代,所以文艺复兴的一个最大的思考方向最重要一点就是越过一千多年的中世纪,直接和古罗马古 希腊文明对接,并从中汲取阳光健康的营养。这种思潮在几百年的流淌中,弥漫中,终于诞生了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又伴随着生产力的改变,所以它对最新的革命有 了贡献,所以酝酿出来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制度,于是资本主义革命爆发了,这次世界闻名的大转折,足以给我们中华文明提供一个大的参考,我们是否一定要拘泥 于我们认为清末的中国文明还是中国文明的激进状态?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精神空间,认真去审视中国文明的整体,发现我们的健康时段,以健康时段作文我们民族 阳光健康的历史根基。

从而在这个阳光健康的基础上重整我们的文明,来重建我们的文明,我认为这个 审视中华文明的角度和视野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那么在我们民族如此长的历史长河中,哪一个时段是我们健康阳光的时段呢?就是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个时 期,这三大时段算起来有600年左右,问题是这三大时段在中国所有时段的史书上是贬低的,挖苦的,否定的,不仅仅是秦,从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看起,历代 史书最后涉及总体评点的部分,全部是总春秋以后礼崩乐坏,战国是多么坏,秦更是多么坏,然后自汉以来如何如何,重新进入好的轮回,基本上,对我们的三大时 代全部否定,在现在已知的历史常识,在我们已知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是,春秋战国,是我们观点林立的时代,是我们思想爆炸的时代,是我们阳光政治的时代,是我 们豪迈奔放的时代,所有这些,健康,阳光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代迸发出来的,最高的战争水平,包括最伟大的农业技术,包跨各个阶段的最高层,古典社会的最 高峰,

包括我们所追究的成语,十之六七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呢么在这么强力的证据 上,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二十四史里对春秋战国,秦帝国全面的否定和贬低呢?所以扭曲的三大时代实际上把我们历史上最健康,最阳光的三大时代打入了黑牢, 那么从此之后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阳光,英雄的时代值得我们去诉说,值得我们去向外界叙述,我们所说的都是自西周以来,王道礼制的这一套沉闷保守腐朽的 东西,所以发觉这些历史中积极,健康,多元的东西,自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就有了某种共识和涌动,当然的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中 国文明酱缸论,西方价值理念崇拜等等,那么让我们真正进入历史,真正展现一下那个时代。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里,如果选取一个时期做最好的历史平台,那便是春秋战国秦这六百年左右的历史。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是大创造、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从分治时代进入到统一时代,在文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达到了高峰。

比如说政治领域,那个时代是阳光政治最典型的时代,政治透明。管仲在《韩非 子》里说“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意思是政治家在屋子里说话,要让满屋子的人听见,在厅堂里说话,也要让所有人听见,越公开越 好,不要私下叽里咕噜。那时也是阳谋政治最充分的时代,布衣士子能做到“合则留,不合则去”,我对国王建言,你接受了,我就是你的治国大臣,你不接受,我 就到别国去了,很自由。

我的历史观可以概括为历史实践主义,用历史实践作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尺,衡 量一个时代有没有成就,有没有文明地位,就看历史实践表现出来的结果如何,而非看任何典籍的说法如何。以秦朝为例,统一了六国,创建了统一文明,展开了统 一度量衡等一系列具体举措,留下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生存框架,这就是最大的成就。历史如何评判甚至扭曲、妖魔化,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要说到司马迁的历史观了。他的历史观很迂腐,是一种春秋史观,效法孔子的春秋笔法,用春秋道义的理念来评判历史、记录历史,发挥影响两千多年。我的史观,是以历史实践为根基,而不是以经典理论的评判为根基,这是最大的区别。

在我之前,也有史学家提出过“原生文明”这样的说法,认为就是土生土长的意 思,没有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而我则把“原生文明”理论化了。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民族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个文明形成、沉积、升华、积累、总结、稳定 并且以最高的形态去表现的时期;这个时期过去之后,文明得以成形,进入传承过程。比如中国,就我们的统一文明而言,春秋战国秦三大时代就是统一文明的正 源,意思是说,春秋战国秦就是我们的原生文明,我们的文明在这个时期成形、稳定下来了,在秦朝时最终定型,成为统一文明。从汉开始,中国文明进入了复制的 历史。

我的写作有支撑力的话,还是因为一种现实力量的驱使。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价 值观崩溃,我们的文明走过了五千年,到了面临最严重的危机的时候了。我一直强调这一点,我们国家经历了很多危亡时刻,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文明丧失过信心,但 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自我迷失,不再有信心,觉得和西方人比起来不具优势,要照搬西方社会结构模式,好像我们的文明真的要衰 亡了。这是最大的社会危机,是来自自我的危机。

我对这种社会危机的认识相对清醒、相对自觉,这种危机状态必须加以克服,我 们要从历史传统去寻找信心,这支撑了我的写作。未来没有成为现实,不能空想,我们要恢复信心,就得回到历史,看我们的祖先趟过怎样的高山大川,经历过怎样 的危亡、危机,而顺利度过来了。要知道,今天的危机并不比过去的危机严重多少,我们为什么没有信心了呢?这个理念要传达给社会,由历史的事实反映出来,就 得通过作品来实现。也就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我写了《大秦帝国》。

:“中国崛起”也好,“中国模式”也好,都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思考和表达。 从为复兴中华民族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共同点,但并不是说我提出中国原生文明的理念,是为了契合这些。我的理念是为民族寻找一种信心的根基,以这个根基为 健康的平台往前融合发展,在理念上来说,对比“中国模式”“中国崛起”,这属于另外的问题。这是不是“殊途”都可以讨论。如果殊途同归的话,那是最好吧。

从我寻找、理清信心的根基这个逻辑思维的角度来说,可以提出新的目标,就是重建中国文明;他们不研究历史,只立足现实,提出“中国模式”等,可能也会提出未来的目标。

大平台指中国的国情。很多时候,我们崇尚西方,但往往没有考虑在国情的基础 上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不出什么操作手段,而我说的“平台”是指历史平台,把历史平台清理好,力争让所有的先进理念能够落脚,让社会达成共识——我们文 明的正源在哪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还有当代合理的制度,包括西方的制度——让这些在历史平台上继续往前延伸。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就是在文明的根 基上生长起来的。

他们觉得我不对很正常啊,我也觉得他们不对呢……这是受到了司马迁那种历史 观的影响,不符合现代的基本理念,比如评价人物的时候,凡是明哲保身、逃避国家责任的人都被司马迁赞扬为最高境界,一些为国家负责任的人却被批评。评判任 何一个朝代的政权及其文明地位,都看死了多少人,是否施行仁政。这种绝对人道主义,中国的史学、文学都有此倾向性。人道主义本身是好的,我也赞成,问题是 不能把它绝对化。

历史细节的考证,依赖于你的阅读量和你的知识积累。这里也包含一种历史的推 理和发现能力,很多事,一般人不会发现什么,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但是我能发现它,我读的历史典籍较多,还包括大量的实用典籍如《水经注》《梦溪笔谈》《天 工开物》等。这些实用典籍历史学家很少读,我不但读,还把它们作为经常使用的工具,因为这些典籍包含很多历史细节。在细节层面,不能靠想象,而靠阅读、考 证。我觉得,《大秦帝国》在注意细节上做到了最严格的程度。

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是专制主义吗

秦帝国创建中央集权制,是发生在多元分治时代的革命性事变。

战国时代,多元分治已经发展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开 始出现了内在的转折——华夏世界在兼并融合中发展为七大板块结构,这就是七大战国的裂土分治。这一过程表现出鲜明的历史趋势——强力融合,多极简化,走向 统一。所以如此,根本性的原因是:历经五百余年诸侯分治的震荡,多元裂土的种种致命弊端,都已经彻底无遗地充分暴露出来;对多元分治的危害,当时的华夏世 界已经有了痛切透彻的感知,有了深刻理性的思考。

天下向一,因此而成为历史的大潮。

当此转折,秦帝国实现了历史大潮的指向目标,既统一了中国的疆域,又统一了 中国的文明。关于秦帝国的统一,历来的提法只是笼统地说秦统一中国;对秦统一中国文明,则没有自觉的历史定位。我的文明价值理念,将秦的统一归整为两个基 本方面:一是秦统一了中国的疆域,二是秦统一了中国文明。疆域统一,是硬件统一,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也做到了。文明统一,是软件统一,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根 本没有意识。在这两个统一中,秦统一中国文明是根本。

关于秦统一中国文明的价值判断,轴心所在是秦帝国政权的性质。

激情批评者们认为:秦帝国政权是专制主义,是没有文明价值的,是必须否定的。《大秦帝国》非但肯定秦帝国的专制主义政权,且过度抬高,这是对专制主义的颂扬。网络批评的极端语言是:《大秦帝国》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

明确地说,这种激情批评,我不能认同。

专制主义理论,是一种舶来理论。以此解释并评判中国的古典政治文明史,导致 了中国文明价值评判的极大混乱。客观地说,自从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传入中国,并构成中国近现代人文理论体系的基础框架之后,西方政治学说与中国历史现实之 间,就一直存在着内在错位的巨大缺失。所谓内在错位,其实际表现是这样一种现象: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或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总是很难接近真 相,更谈不上揭示实质;无论是西方理论家,还是中国的西方理念信奉者,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评判,对中国现实的预测,基本上都是脱离实际的,都是不得要领的。 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测不准”现象,自近代史以来,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遍事实;其直接原因,就是这种内在的错位缺失。

这里的根本原因,则是更为深刻的文明整体评判的错位。

什么是文明整体评判的错位?就是西方学说对中国文明的整体评判,是西方文明 本位,而仅仅将中国文明看做一种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文明现象。这就是最大的错位。因为,中国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其民族生存方式,其社会生活方式,其 价值观念体系,其以文字为核心的所有的文化呈现形式,等等基本方面,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另一元的整体特质;中国文明,绝不是基本面同一于西方文明而只具有局 部特殊性的东方文明。全面而客观的文明评判立场,应该是多元本位,将中国文明看做整体上的一种独立文明形态,以中国文明价值观分析中国,而不是以西方文明 价值观分析中国,才能真实地理解中国。果真如此,诸多四不像式的研究结论,至少可以大大减少。

由于这种文明评判的整体错位,西方人针对中国历史作出的分析与评判,基本上 牛头不对马嘴。西方政治学说被中国人硬生生搬来作为研究理念,则其成果绝大多数都远离真相,都似是而非。关于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对于中国古典社会的政权性 质,西方理论家将大禹治水后开始的国家政权,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国家政权,都一律笼统地定性为“东方专制主义”。如此囫囵化、简单化的论断,居然是西方理论 家的东方学名著。关于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以“封建社会”这个翻译出来的范畴,去定性秦帝国之后的整个中国古典社会,其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之大,令人哭笑莫 名。

激情批评者们将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定性为专制主义,也是上述囫囵评判 的例证之一。他们所依据的西方政治学说的简单逻辑是:民主制之外的一切政权形式,都是专制主义;中国自大禹治水建立夏政权,一直到明清政权,都是专制主 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自然是铁定的专制主义。

责任编辑:茶青
来源: 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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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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