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吾国教育有什么病

    “郑也夫工程”

不久前接到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的来信，说他今年就准备退休了。面对这一人生转折，他不免感概地说：“我一生中的最大失误，是在社科院滞留的时间太长，没能早日进入学校。在学校可以与年轻人相互影响。读文章和面对面，在影响力上毕竟是不同的。”同时，他寄来最近出版的姐妹篇《吾国教育病理》和《科场现形记》。前者是他个人的著述，算是课堂上的夫子自道；后者则是他学生社会调查的结集。

俗话说，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吾国教育病理》最近频频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站登上教育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头名,至少算是小出风头。作者自然有些得瑟的资本。但是，郑也夫对自己的著作并没有多言，而是反复督促我看另外一本，即学生们的社会调查。他心里更看重哪个，一看便知。这也让我理解他为什么为没有能早去大学教书而遗憾。

我认识郑也夫大概是三十年前。我当时是《北京晚报》一个刚刚出道的小编。他大我十岁左右，是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的助研，也是刚刚出道。我们俩都有一股文章救国的豪情，一拍即合，成为三十年的挚友。

虽然是挚友，但也有道不相同的时候。记得有位朋友告诉我，郑也夫亲口对他说：“别看薛涌跟我挺哥们儿，他骨子里从来看不起我的学问。”对此，我当时没有否认。不过，他对我也够狠。记得有一天我告诉他自己太瘦弱，准备练块儿，把体型弄得像样点。毕竟我还处于光棍儿阶段。他听了扑哧一笑：“你咋练也赶不上那些不练的呀。”这话让我对他“记恨终身”。

话归正传，先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看不起”他的学问。

我们相识时，郑也夫当然是兄长般的人物，学问大得多，英语也很好。我没有受过任何社科训练，英语可谓目不识丁。也许是缺什么就崇拜什么，我对学问敬若神明，趣味非常学院派。郑也夫虽然满腹经纶，但谈起话来如同北京街头的“板儿爷”，不管是什么问题，都直来直去，简单得出奇。他曾对我说，读《艾森豪威尔自传》时特别震惊，觉得这么个当了总统的重量级历史人物，想法简单得如同大孩子。他由此抨击中国人一个个机关算尽，把聪明才智都用在营营苟苟的事情上。不用说，简单地做人，是他的自许。

然而，在学术上也如此的单刀直入，让我这个对学问充满神秘感的小老弟有点扫兴。记得当初他给我的《北京晚报》写了篇800字的小文《路途损耗》，指出北京市民通勤浪费的时间太多，应该协调大家换房，就近上班。记住：那还是单位分房的计划经济时代。文章刊发后，我走访了北京交通、住房、城建等部门的专家。大家提起这篇文章，都拍着大腿摇头：“太简单！太简单！”我看了人家摆出的各种复杂的理由，马上信服。不过，三十年后，我发现自己也在写同样的问题。当然，我引述了不少西方城市学的研究，复杂了不少。可惜不管怎么复杂，郑也夫当年单刀直入的“路途损耗”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郑也夫在教学生涯中，已经为学生编过文集共16本。我怀疑中国高校里有任何一个教授能打破这个记录。这些书，当然大部分是社会调查。调查出学问，哪怕是还在读本科的学生，按照严格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也能大量出产原创性的研究。

这本《科场现形记》，就是个例证。全书48万字，以密密麻麻的小字印刷，如果灌水冲成“心灵鸡汤”的话，那就是三本书的份量了。因为是集合了数十位学生的努力和成果，任何一个作者的名字也无法概括全书的“知识产权”，我就姑且将之放在郑也夫为学生编辑出版的十六本书中，一起称为“郑也夫工程”。这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界实证调查派的成果和学术创造力！

这本《科场现形记》为研究中国教育的现状提供了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材料。郑也夫在序言中引用了生物学家的一句格言：“事实比想象更离奇”。要知道，郑也夫教授已过63岁，经历丰富，阅世甚深，1980年代在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了两年硕士，不舍得错过参与观察中国的机会，放弃了博士课程匆匆回国。可以说，对于近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他几乎没有放弃过任何近观的机会，教育也是他的重点领域之一。如果他面对学生的调查也感叹“事实比想象更离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这些年轻学子的成果掉以轻心了。

    考试机器是怎么炼成的

“开学第一天，交通早高峰提前半小时到来，交通压力明显上升，达到‘轻度拥堵’程度。学校周边交通压力尤其突出。”这是一篇报道中的开篇文字。地点是北京。何以如此？报道举出一个例子：“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顾婷一家的境遇似乎能给出答案——早上六点钟起床，带着孩子毛毛穿越半个北京城去另外一个学区上学。”在北京，你不知道有多少毛毛这样的孩子。这意味着家长陪着孩子每天两三个小时耽误在被雾霾缠绕的路上，还有八万的“择校费”。而这仅仅还是“幼升小”。“有家长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试培训班，准备并背下了中英双语的自我介绍；有的家长记录下每个学校重视的特长，英语、体育、民乐……”

下一步当然更为惨烈，即所谓“小升初”。为了达到目的，出现了“占坑班”、“共建生”、“推优”、“派位”等等名目。因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又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等。

为“小升初”而“占坑”，最近日益引起媒体的注意。但《科场现形记》中北大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刘雨甲同学《小升初的“占坑班”》的调查，大概是最早对这一病态的择校战的社会学“深描”。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所涉及的学校、机构、学生、家长的名字都采取化名。

调查所描写的“小升初”之战，围绕着国有民办的A中学展开。要进这个学校，小学生们首先进入一所叫“果实培训学校”的课外辅导班去“占坑”。因为A中心每年提前从这所培训学校秘密录取许多学生。然而，这所“果实培训学校”也有入学考试，录取率仅40%左右，于是又催生了另一所培训学校紫优。紫优所培训的内容，是应付A中学的入学考试，同时辅助那些在果实读书的孩子在班上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说，一个好中学，有个专门为之输送生源的“正室”，还有个“二奶”。当然，“正室”和“二奶”之间难以和谐，“正室”频频声称自己是唯一可向A中学推荐学生的机构，其他几个机构宣称的推荐都不属实。但是，这挡不住“二奶”、“小三”们的势头。大部分孩子，都会上两个以上的课外培训班。

结果如何？孩子过度培训，重复学习，有些上培训班多的孩子，开始在正常的学校课堂上捣乱。占坑班中竞争激烈，同学关系紧张。中学的入学考试和小学教学脱节，靠小学学的东西无法应付小升初的竞争，必须额外上培训班，义务教育名存实亡。

    美国的小升初

《科场现形记》读来最让人唏嘘之处，是中国的孩子还在懵懵懂懂的年纪就要上科场：幼升小，小升初。

科场对儿童的心理发育有巨大伤害。欧洲几个国家一度也受应试化的影响，幼儿园里开始读书识字，也有考试。结果，后来的追踪调查发现：这些孩子虽然一时间学业领先，但上了小学几年优势顿消，小学毕业时则比幼儿园时不学习的孩子落后。如今德法等国，已经明令禁止在幼儿园阶段讲授文化课，更不用说考试了。

那么，在西方发达社会，孩子没有择校的问题吗？大体而言，在西欧至少这样的问题不严重。那里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平均，一般学校都能保证质量。美国情况比较复杂，我也和孩子亲身经历过。不妨略述一二，作为和中国孩子的对照。

比起西欧来，美国义务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分配不均：以学区制为主导，学区的教育经费主要靠本地房地产税。于是，富裕的高房价区学校资金充足，贫困学区则只能将就。这样，贫富分化导致下一代的教育分化，教育分化进一步加深贫富分化。现在不仅仅是贫富分化，而且是贫富隔离。穷人富人根本不住在一个地方。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孩子们也自然在两个世界中生活。

但即使如此，择校的压力全在父母身上，而不在孩子身上。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要选择一个好的学区，这意味着买得起比较贵的房子。实在买不起，就租一套。只要住在那里，拿着个写着自己名字和地址的信封，到学校的接待前台五分钟就入学了，不需要任何手续。另外，美国绝大部分地区，房价不象中国大都市这么疯狂。以我女儿就读的这个学区为例，高中曾几次进过全美百强，最低也在第150名左右，算是顶尖了。为了孩子上学买“学区房”，三口人挤一点，买个一百平米的连体式新房，也就16万美元。还是镇中心最方便的地段，走几步就到学校了。三口之家只要有一个人工作，有六七万的平民收入，支付起来还是绰绰有余。一般而言，即使是中低收入，也会买个好得多的房子。

我们搬到这里，是因为要保证女儿上好的中学和高中。搬家是在女儿小学五年级时，希望她有一年的时间结交朋友，然后一起升中学。所以，她刚转到这里的小学后，马上就赶上了小升初。小升初没有任何考试。但孩子们来年要从现在就读的小学转到马路对面临着湖区并和高中连在一起的中学，也是个不小的人生转折了。这个镇的小学，为了小升初有个传统的仪式，就是所有小学毕业班的学生到外州的一个野营地参与为期一周的“自然课堂”学习。问问那些本镇土生土长的大人，小学什么最难忘？几乎所有人都会告诉你是“自然课堂”。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参与集体生活，夜晚住在森林里的小木屋，进行各种野外生存训练。女儿回来时还教给我们怎么吃蚯蚓：把蚯蚓剁成几段，因为蚯蚓有几颗心，不会死，只要留一段放生就行。从小娇生惯养的她，居然真试着自己烤蚯蚓吃。夜晚孩子们围在篝火边海阔天空，最后的一个节目则是所谓“唱倒”，即大家一起唱歌，唱着唱着，就又累又困地睡倒。毕竟在森林里跋涉一天，上了各种生物课，辛苦得很。总之，“自然课堂”的主题就是让孩子超越现有的文明，回到大自然原始状态，让自己的想象张开翅膀，带着种种儿童的梦幻升入中学。

我曾一再强调，说美国的学校是儿童乐园、不用读书、整天玩儿等等，是以讹传讹。美国好学校中的好学生，并不比中国的孩子轻松。女儿现在14岁，刚上高一，上学时一天就睡六个小时，累得要死要活。不过，这是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成人的责任和压力。小学生则还属于儿童，仍要保证有足够的空间沉浸在孩子的世界中。儿童和青春期是非常不同的成长阶段，心理构造十分不同。把孩子那么早赶到科场，无疑是对儿童的摧残，闹不好日后会引发各种成长障碍。

    重点班的得失

中国的孩子“小升初”之后，马上还有“初升高”，然后就是高考。科场一个接一个。而和“初升高”及高考紧密相连的，就是高中的“重点班”。在《科场现形记》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1级研究生蒋越同学的《重点班：进入与逃离》，通过对江苏A市B高中（即全市第二号高中）的调查而聚焦于这个问题：教育资源的分配，不仅在地区之间不公平，在同一地区的学校之间不公平，甚至在同一学校中也不公平。

“重点班”是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最熟悉不过的现象。这所高中设“重点班”，也是基于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况下争取更多资源的战略考虑。该高中在全市排名老二，与老大竞争力不从心。于是，就集中资源，用最优秀的师资办“重点班”，至少保证“重点班”的教育质量和全市的老大平起平坐。这样，一来保证能从初中吸引一批优秀学生，二来也能保证这些学生考进好大学。当然，升学的业绩提高学校的声誉，最终可以带来更多的资源。

这个战略，在1970年代末刚刚恢复高考时就普遍使用，而且非常有效。当时，笔者就读的北京145中学，是一个所文革期间由小学升格的中学，质量不佳。但是，所在地区有些不错的生源，乃至高年级中还有获得北京数学竞赛第一的学生。高考刚刚恢复，虽然还没有所谓“重点学校”的制度，但事实上的“重点”已经形成。附近的171中学，马上以突出的升学率把周边地区的好学生吸引了过去。面对这种情况，145中的老师对我们几个“好学生”开诚布公：“我们确实不如171。但是，我们把最好的师资都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你们在这里比去171更有优势。”就我所就读的文科班而言，班主任特别强调：“你们三个顶尖学生，几乎肯定上大学。其他人，怎么努力也没用。全校最好的四个文科老师就围着你们三个转，外加一位优秀的数学老师。五对三呀。到了171，你们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吗？”我听了后毫不犹豫地留下。等1979年高考时，我果然考到文科类北京前15名，成绩据说比171最好的学生还高20分左右。

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读蒋越同学的调查报告就倍感亲切。江苏A市这所B高中，设置了两个“重点班”。当时江苏高考沿用3+2制，语文、数学、英语必考，另外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六门中任选两科。该高中根据本校师资情况和高校录取的口味，鼓励学生在选择性科目中选择物理、化学组合，并以此作为进“重点班”的先决条件。虽然形式复杂不少，但基本作法和我们那个时代一脉相承：最好的师资用来教育最好的学生。老师对非重点班的学生指指点点：瞧瞧人家，又聪明，又肯吃苦奋斗；再瞧瞧你们，比人家笨，还不知道努力！

这篇调查非常细致，不过其核心结论则似乎有些匆忙：“那么功利、武断地对学生进行分等、将校内的教育资源向所谓‘高能’学生大幅倾斜的做法”，有失教育公平。

在我看来，问题似乎还远非这么简单。

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都有“重点班”，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这些国家的公立学校对学生来者不拒，无权甄选，学生素质自然参差不齐；要想因材施教，只有设置“重点班”。其实，郑也夫的《吾国教育病理》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德国学校十岁对孩子“分流”，尖子走入大学轨，就是大学预科（gymnasium），普通学生进入技工轨。这其实是相当严格的“重点班”制度。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大学预科（gymnasium）的制度，并非仅仅限于德国，许多欧洲国家都实行。比如荷兰，gymnasium是其大学预科（VWO）的一种。

这里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考察中国的教育，往往看到的是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似乎都该矫正。其实这不太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有个优先的选择，并把每个孤立的问题放在宏观的制度框架中来考虑。“占坑班”和“重点班”就是很好的例证。表面上看，“占坑班”和“重点班”都有许多问题，似乎都应该清除。其实，要想清除“占坑班”，往往需要大力发展“重点班”。只能抑此扬彼，不能两者都一味反对。

在我看来，要达到教育公平的目标，首先要解决地区与地区、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公。重点学校要取消，所有学生按照居住地区就近读书，临时住户有地址也能入学。目前教育部的改革思路，仍限于初中就近入学，高中按分录取。在我看来，这样远远不够，应该高中也就近入学。这样，就彻底省去了择校的竞争。但是，一旦没有择校问题，每个丧失了甄选学生权力的学校，就必须三教九流来者不拒，学生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恐怕一下子会变得比现在要突出得多。面对这样的情况，恐怕不仅要有“重点班”，还要有“次重点”等更精微的分层。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如果又要禁止择校，又要禁止“重点班”，其实就等于同时颁布两个互相矛盾的政策，让学校无所措手足，家长和学生也不会满意，最后逼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老游戏。在这方面，还需要更为宏观的政策讨论。

    技工教育与中国的竞争力

从“小升初”前的“占坑班”到高中时“重点班”，无不体现了中国教育的恶性竞争。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郑也夫的《吾国教育病理》有不少讨论，可以和他指导学生们进行的社会调查进行互证。

在郑也夫看来，中国教育的恶性竞争之所以成为几十年的痼疾，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目标的单一。几乎所有中小学的学生都奔着大学这一目标。那些中职生，72%是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不得已而求其次。技工教育的沦落，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竞争力。为此，他专门考察了德国的教育体制，发现德国孩子在十岁就开始“分流”：少量顶尖的学生进入文科中学，通过Abitur考试毕业直升大学；普通学生进入主体中学，进行职业培训；另有一类实科中学，处于文科中学和主体中学之间，让一时决定不了的学生脚踩两只船，但要想升入大学还要进入另外的学校并在毕业时通过Abitur考试。这一传统模式，如今已经有所变化，比如有所谓综合中学，海纳抱有各种目标的学生，并不象上述的中学那样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来筛选。另外也有主体与实科一体化的中学。这样，在10岁，即大致相当于中国“小升初”这个阶段，德国孩子已经分流到三到五类学校中了。

当然，后面的事情也许更复杂：到16岁左右，这三到五类学校的孩子会升入六类不同的学校，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初升高”了。毕业后的高等教育阶段，则有七类学校可读。这么复杂的体系，使外人眼花缭乱，一时摸不着头脑。但其基本的原则很简单：因材施教。功课好的孩子走大学轨，没有那么优秀的，则走技工轨。两种之间有些灰色地带，比如工程师和高级技工之间，也许界限划不清楚。不过，大体而言，轨道确定后，就有着相当的稳定性，中间转轨的可能并非没有，但实际上非常少。

这样的体系，似乎等级森严，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平等精神大相抵触。有研究指出，在这种的分轨制度中，劳动阶层的子弟大多早早选了技工轨，中高产子弟则多进入大学轨，教育把社会阶层固化了。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分轨制的基础是学生的能力。德国是一个以复杂的证书体系组织起来的社会。从教授、医生到普通的工匠，都必须有专业证书，并以此获得相当优裕、稳定的收入。否则就沦为低技术劳工，生活和职业都缺乏保证。德国这套技工轨，把那些平庸的学生也都培养得有一技之长。这一方面使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大降低，一方面也使德国有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德国制造业在“中国崛起”面前巍然不动，也和其庞大的技工实力密切相关。

其实，这种技工轨，在欧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制度。看看2013-14年国家竞争力排名，排在美国前面的四个国家是瑞士、新加坡、芬兰、德国。其中欧洲这三个国家，都有强大的技工教育体系。《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一篇文章指出，瑞士15-19岁的年轻人中，有70%在数百个行业中当学徒，德国的比例是65%，奥地利是55%。而这三个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还不及美国16%水平的一半。2013年，希腊、意大利、立陶宛、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都纷纷向德国求助，希望引进类似的制度。英国则早在1997年就开始模仿德国模式建立了“现代学徒制”。如今在英国当学徒的年轻人有将近86万。美国的人口大致是英国的五倍左右，但学徒仅有33万人。美国企业界近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许多制造业的外包，其实是因为在美国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

在中国，最近几年媒体不停地报道：大学毕业生从就业率到薪酬都赶不上技工。大学毕业生当洗脚工、屠夫、抬尸工、掏粪工等等的“耸人听闻”的标题也司空见惯。我并不是说这些职业低贱、大学毕业生不该干。事实是：这些职业，并不需要大学教育。上四年大学，烧了四年的学费不说，也丧失了四年的工作收入，最后毕业薪酬赶不上不上大学的，干的工作也是不需要大学教育的，那么上大学就无理性可言。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还没有完成向高技术的白领社会的转型。大学盲目扩招，忽视的恰恰是制造业最为急需的技工教育。

目前中国教育体系头重脚轻、对大学投资过度、对基础教育的投资不足、技工教育短缺等等问题，可谓一目了然。然而，怎么治理这些病症？这比起诊断来恐怕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