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养老问题关乎国家的和谐稳定

公务员养老问题关乎国家的和谐稳定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五百年来数代人、数亿人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不倦地追求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它代表了公平正义。如果公平正义的堤坝中出现了天堑鸿沟，具体说，当社会其他群体都在力所能及地交纳养老保险金时，一个自诩为“人民公仆”的群体——公务员，不但不交纳，反而在退休后心安理得地领取比交纳群体更高的退休金，那么，公平正义不彰，养老金难以为继，国家不能和谐稳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难以让人信服，后果相当严重。

一、公务员不交纳养老保险金违反了基本的政治伦理。

政治伦理关注政治合法性和对于理想政治社会秩序的理论构建，体现在社会是否自由、平等与公正。当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受到了平等的对待，社会相对公正，那么权力成为魅力，社会便会和谐稳定；相反，权力被认为是暴力，社会是顺从的，但潜伏着种种危机。当前，我国的工薪阶层，包括事业单位人员，大多认为公务员不交纳养老保险金违反了平等原则，导致社会不公正，那么已经说明掌握国家权力部门的公务员阶层违反了基本的政治伦理。因此说，公务员不交纳养老保险金，已经成为政治层面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

二、政府不为公务员交纳养老保险金侵犯了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很多公务员认为养老金进不进社保都一样，反正都是财政拨款，这是大错特错的。公务员交的钱进了社保账户，政府机关就不能随意支配，该交的钱留在政府账户，政府机关依然可以修路、盖楼、吃大餐；公务员交的钱进了社保账户，那么他们的养老金便纳入国家的社保体系，有了法律保护，受本地财政收入影响很小，晚年的生活更有保障；如果没有进入社保账户，将完全取决于本地财政收支状况，一旦财源不足，他们的退休金要么迟迟不能兑现，要么大大削减，结果是搬起石头砸坏自己的脚。

公务员只是一个传说中很滋润的职业，当一个满怀梦想的青年进入这个行业15年之后，猛然发现自己升迁是那么的渺茫、薪金仅仅可以糊口、专业才能逐渐荒疏时，一切已经悔之晚矣。因为政府从来就没有给自己交纳过养老金，如果想辞职，大门是敞开的，但你的一切必须从零做起。所谓的“打破职业壁垒、干部队伍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也只是传说中的故事，因为不具备可行性条件，同意人家去登山探险，却不给人家准备水和干粮，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以上两个方面说明政府不为公务员交纳养老保险金侵犯了公务员的合法权益，部分人公务员贪图眼前短时利益却暗自窃喜，可笑又可悲！

三、公务员不交纳养老保险金，截断了统筹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

2010年，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经过调研，鉴于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在10万亿以上，建议国企利润填补社保资金缺口。四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口老化更为严重，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更大了。社会保障资金具有统筹互济性，需要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责任、共同抵御风险、共同享受福利，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把全国的基本养老金比作一个水池的话，需要社会各个阶层往里面倒水，这样才能做到持续。公务员不交纳养老保险金，截断了统筹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何以持续？

四、公务员不交纳养老保险金将会拖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程。

中国每当大刀阔斧地开始改革时，便有一部分人出来说“坚持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为了“求稳”，我们便找一些“试点”，开始“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总结经验、逐步推开”。笔者无意否定这种模式，它有它的合理性，但绝不要去固化这种模式，更不要去神化这种模式。三千年前的孟老先生说：“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齐也，不可得矣”，“一齐众楚”的典故告诉我们：周围环境的影响力特别大，无论学习还是做事时时受到干扰，很难有所成就。我们希望“试点”能像温室育苗一样先行先试，问题在于社会领域没有真空地带，孤立的一些试点处处受到旧制度制约，未必能总结好经验，甚至总结出来的经验是错误的。这种模式或许正在延误宝贵的时机。

系统论告诉我们，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要素只有在系统中才可以发挥特定的作用，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正象人手在人体中它是劳动的器官，一旦将手从人体中砍下来，那时它将不再是劳动的器官了一样。试图突破现有的社会格局在某一方面取得改革的巨大成果，如同断臂挥刀一样天真。那种“先行先试”模式在改革初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示范作用，但是“中国改革经过３０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要想啃掉这些“硬骨头”，动作小了不行、力度小了不行、一味求稳不行、一味求全不行，中国的改革事业必须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顶层设计、战略先行，举起大刀，挥开阔斧，攻体制之顽疾，破利益之藩篱，无此非常之勇气，虽智广谋多，不足以立非常之功。

中国的养老制度怎么改？我们不妨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郑秉文设计的路线图：“我的设计是三个联动：就是基本养老金制度改革与职业年金制度改革要同时动起来；第二是事业单位要全部动起来，不能再分出三六九等了，不要再搞什么试点了；第三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要同时动起来，否则，事业单位也是有阻力的。

至于改革的时点，我觉得，越早改革，改革的阻力就越小；越往后，改革的成本就越高，阻力就越大。

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我们的政治家应该尽快痛下决心，达成共识，敢于担当，这才是启动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所在。否则，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内在动力几乎是不存在的，外在压力虽然很大，社会舆论虽然非常大，但都会被很多很多借口搪塞过去。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拖就是几年，而改革的窗口稍纵即逝！所以，希望有政治家出现，啃下这块硬骨头。”

笔者认为这样的设计真正体现了“顶层设计、战略先行”的思路，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全国各个阶层全部推进改革的单行线，没有退路、没有“双轨”，勿需观望、勿需攀比，全国各个阶层都必须去共同承担改革的阵痛、共同承担改革的风险。这样的改革不是风险大了，而是小了，不是阻力重重，而是万众一心。

就现在的养老制度来说，最有可能出现的歧路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公务员养老保险分割开进行，以为这样可以减少阻力，实施上恰恰是增加了阻力。在我国，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本来就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例如报社，一部分人可能是行政编，一部分人可能是事业编，同一个屋檐下，甚至一个办公室脸对脸干着同样的工作，然后一个交纳养老保险，一个不交，后者退休后比前者待遇还要高，大家心理能平衡吗？改革能顺利吗　　2013年5月25日《羊城晚报》刊发的《养老保险改革 公务员能否先改？》就是最好的回应：“如果政策设计者始终把自身列为“例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述得再多，改革措施说得再好，工作做得再细致再周密，恐怕也难以取信于人，更难以让人把注意力从“一部分人为何不改”上移开。每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就看政府的决心有多大，有没有勇气向自己开刀。

“公务员不交纳养老保险金将会拖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程”，这个判断正确与否，大家拭目以观之。

行笔至此，言不尽意，因为即使公务员都按时交纳养老金了，并不一定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庞大，工资一般（大家可以参考《光明日报》刊发《关于公务员工资的10个问题》），隐形福利较多，但三中全会以来，公务员的工资明细越来越明朗化，各种福利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小，已经开始自己掏钱“买水果”，不能再用刻舟求剑的眼光看待公务员工资待遇。现在，网上随处可以看到公务员群体发出的帖子，牢骚满腹，到处诉苦，纷纷要求要求给自己加薪，现在又让公务员交纳养老金，这必然会使这一批掌握国家机器的实权派情绪不稳，整个社会的运行受到影响。但是，中国公务员基数如此庞大，经济增长速度同比下降，即使加薪也是极其有限的，新的一次公务员“下海热”或将形成，短时间内将会冲击社会各个方面。

上述进退两难的状况是因为我们改革步伐太慢造成的。“加快改革步伐”这个口号年年喊、月月喊、天天喊，喊得衙门前的石狮子都烦了。但当改革的大刀砍向自己时，马上抬出了“国情特殊论”、改革的步子要“稳”、“试点论”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改革要么迟迟难以启动，原地踏步绕圈子，要么导致改革变异，每况愈下，要么半途而废，出现“烂尾工程”，“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古今皆然。一个人常为自己没有按时起床找理由，身体会出问题，一个国家常为自己不能推进某项改革找理由，内政会出问题，“前有因，后有果”，历史的大逻辑不会错。笔者无意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距离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的确还很远，所谓“深水区”的比喻是有深刻含义的。

中国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官僚制度没有得到解构，庞大的官僚集团试图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美其名曰“为人民当家做主”，滥设审批、征伐由己、钳制舆论、自我监督、遥控社团、干涉司法.......，权力成为社会一切活动的原点、动力、标准，权力越大，也就越“英明”，于是就掌握了“真理”，掌握了话语权，掌握了权力资源、社会资源、教育资源......,学术是非由其断定，文艺优劣由其评断，建筑设计由其审定，科研成果由其评判，体育选手由其推选......,于是十三亿中国人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把大量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权力争霸赛”中，明枪暗箭，内讧内耗，从来不能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去研究自己专业。在这样的社会大的环境中，泱泱大国不能出现伟大的文学界、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工程师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事实业的人员不得不匍匐于衙门之下去申请、去等审批、去迎接检查......。这样的社会结构模式必然导致官员数量膨胀、贪污腐败、与民争利、经济停滞、思想贫乏......。

本来政府的作用是宏观调控、创造环境，但是我们的政府手伸的太长太长，热衷于审批，沉溺于“寻租”，八次机构改革，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员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集中，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越来越远，离国家的现代化治理背道而驰。当前，中国的处境很艰难，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或者干脆说官僚们，队伍庞大，工资福利不高，寻租严重，致使财产公示制度久议不行；又由于部分官员暴富的示范作用，使高校毕业生对公务员趋之若鹜。这个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投入社会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不断囤积、外流，国家的整个环境正在逐渐失去吸引力。

但是，人不能选择出身，我们不能选择历史，抱怨历史、追究历史与抱怨自己的出身并无两样，应当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历史，踏踏实实地在历史留给我们的基地上闯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十一届三中指出的道路：

1、严格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不正当干预,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交给市场,简政放权，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的活力，让企业和个人成为微观决策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严格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简政放权真正抓住了中国经济问题的要害，只有这样，才能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政府得以有充裕的资金投向民生工程，官员减少寻租的机会，吏治得以清正廉洁，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喷涌而出。如果党中央能扭住这个“牛鼻子”，按照这个思路坚持抓几十年，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2、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的言行受到来自中纪委、反贪部门、媒体以及民众的越来越多的、全方位的监督和压力，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笔者认为，这对从根本上澄清吏治、杜绝腐败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从后备和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开始，逐步实现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建立反腐败基础性制度。不能因为出现了公务员“下海热”而对八项规定的严格性产生动摇，也不能因为很多官员财产来源不合法就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议而不行，站在改革的重要关头，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非此重拳猛药不足以打破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当官发财”的恶性循环；不打破此种恶性循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海市蜃楼。

3、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笔者这里所要阐明的意思是除了执行三中全会提出的领导干部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还要考虑很多基层部门的公务员不但没有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反而领取着微薄的薪金，买的起车，购不起房，遑论超标准？网上有一则冷幽默，很能说明道理：“国家某部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告诉人们：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请看： 1. 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2.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 3.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公务员以白领看待，他们都需要从1960年开始攒钱买房。国家反对公务员贪污腐败、奢侈浪费是对的，但也不能对数量更多的基层公务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放任不管。或许有人会说，文件上已经写明要探索实行官邸制，MY GOD! 官邸制的对象是具有相当级别的高管才可以，和基层公务员没有五毛钱的关系。

公务员工资多少为合理呢？这是一门大学问，人事部门的很多官员、劳动关系方面的教授都在做研究。笔者认为，这要从机会成本论的角度研究：

第一、公务员工资和社会其他行业的人员的工资要大体平衡，这样，高校毕业生就可以自由去选择自己喜欢和擅长的行业，不需要千军万马参加公考。如果公务员工资福利太好，社会的精英分子就会涌现这个行业，给工商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的不幸在于公务员名义工资虽然不高，但隐形福利较多、寻租机会较多，三者叠加起来肯定会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因此说，中国的公务员工资高低之争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问题，只需由人大协同工会等社会团体，在市场普查的基础上，定期调整，公开发布，解决了合法性、公开性、平衡性的问题便可。难以评估的是福利待遇问题，难以控制、难以数字化、难以监管，更难控制的是寻租，因为权力的触手无所不在。

第二、国家应当为公务员在住房、养老等方面提供更优厚的待遇，因为公务员在工资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如果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待遇也不好，国家肯定难以吸引精英人才，难以留住合格人才，公务员本身难以保证清正廉洁，是一个“双输”的结局，明朝俸禄制度可为史鉴。

在这方面，我们要反对那种“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的唯心主义言论，这种要求只有是少数“圣人”才能够坐到，而我们面对是有着七情六欲、需要养家糊口的普通干部，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就必须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高薪未必能养廉，但底薪绝对不能养廉。庄子说的好：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非要公务员当“圣人”，他们极有可能当那种“台上讲反腐败正义凛然，台下搞腐败肆无忌惮”的“假圣人”，相反，如果我们给予他们良好的福利待遇，他们虽然没有当“圣人”，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守法的职业人。

第三、政府给公务员交纳基本养老金，可以打碎职业壁垒，从而使劳动力合理流动，真正解决“能进能出”的问题，让公务员傲手挺胸进入其他行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

以上这篇“散文”并非作者随意而为，因为公务员养老问题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它是寄寓在中国当前特有的社会结构下的小问题，需要对其解剖。概言之：当前，中国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官僚制度没有得到解构，庞大的官僚集团试图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政府本身成为社会的最大问题。为了突破其对社会的束缚，需要严格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简政放权，还需要严格区分政府与司法、社会团体、学术届的边界，唯此官员数量才能真正下降，无此机构改革如同垒积木，拆东垒西，徒费辛苦。官员数量既降，还需要辅之以制约平衡制度、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使其不能专权、寻租，有不堪受此束缚者，需为其交纳养老保险金，才能封金挂印，夺门而去。至此，官民一同，无贵无贱，无愤无怨，和谐社会方能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