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宪制变革

中国的政体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而深远的变革：中共中央三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味着一种准总统制的诞生。

本文讨论的不是宪法，而是实际宪制。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实际政治世界中，最高权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更进一步说，在其常委。在毛泽东时代，毛拥有较高权威。后毛泽东时代，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呈现出逐渐削弱的趋势：邓小平拥有较高权威，但相比于毛泽东，已有所下降，因而有“八老治国”之结构。站在前台的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权力，就更小了。江泽民前期，在老人笼罩下，后期权威有所提升，但不能不在两届之后退休。

而这一点，也就造就了胡锦涛时代的政治格局。2012年7月初，中共十八大之前，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将当时的领导机制概括为“集体总统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胡鞍钢将此视为中国的成功经验。

胡鞍钢的描述十分准确，形成这种结构的根源是已退休的江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力，再加上其他派系也有代表在政治局常委中。这样，膨胀了的政治局常委中结构松散，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的权威十分低下：用胡鞍钢的说法，他只是九总统之一。

只是，这绝不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可行的宪制。胡鞍钢所描述的九总统制既不是集体审议决策的委员会制度，也不是分权制衡体制的共和制度，而是派系政治衍生的权力分割制度。所谓“九龙治水”，各管一摊，每个人近乎全权地处理自己分管领域的事务，他人不得插手，甚至最高领导人也难以插手。这是权力高度碎片化的宪制。这样的宪制既没有集体审议的好处，更没有高效执行的好处。最糟糕的是，这种结构自上而下贯穿于整个体制。

正是这样的宪制结构，导致胡温时代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本来，这是中国的黄金十年，经过九十年代的痛苦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得以优化，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尽享全球化的好处。因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整个社会也不乏积极向上的精神。但显而易见，中国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个时代，如果领导人有方向感，并有政治行动力，那就完全可以在经济社会的向上周期中，主动寻求变革。

但是，高度碎片化的宪制结构让政治权力中枢基本瘫痪。胡锦涛在其任期最初一年曾希望有所作为，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宪制结构是一个铁笼，他不可能推动任何重大决策，现状是不可改变的。很自然地，后来七八年的政治纲领就是“维稳”。在高层，维稳的政治含义就是维持政治权力分配的现状。

对中国这样一个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而言，维持现状等于慢性自杀。九十年代有限度的制度变革释放出来的社会活动空间逐渐耗尽，更深层次的制度天花板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官员们触目惊心的腐败，这是维稳时代迅速蔓延的政治癌症。

习李接手的就是这个摊子。九十年代有限变革带来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习李必须解决问题，必须对深层次的制度变革进行全面改革。从改革六十条中可以看出，习李有这样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