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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为什么我们不能“低税收”?

2014-03-06 01:20:18 作者: 高连奎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所必须的代价。忽悠减税的民粹主张历来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其本质是害人的,是反文明的,是违反公众利益的。

人们一直认为高税收会增加人们的痛苦感,其实而那些税收最高的国家反而幸福感最高,这是因为高税收可以带来高保障,这样人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交,大家也会互相信任、互相照顾,当然幸福度更高,只有高税收和高福利的国家,人们才会轻松拥有以上这些,盖洛普健康组织曾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定期调查:根据各国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税率最高的北欧国家的居民是地球上最快乐的人,丹麦一如既往地名列第一,随后是芬兰、荷兰和瑞典,而在低税率的美国,人民反而不快乐,调查显示,大约25%,也就是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约16%,差不多接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将终生遭受抑郁症的痛苦。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字几乎是最高的,是欧洲的两倍,美国人每年花费大约800亿美元治疗抑郁症,可见,高税率高保障给人带来的是快乐,而低税收低保障带来的只是人们的痛苦。

近年又开始流行一个说法,那就是福利国家让政府欠债,这也不符合现实,福利国家不仅没有欠债,反而是债务水平最低的,高福利国家的债务水平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比如瑞典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30%左右,财政赤字不超过1%,而挪威不仅没有赤字,反而用大量的盈余,新加坡也是这样,不仅没有一点的债务,而且每年还向民众分红。

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高福利国家一般都经济非常繁荣,而且非常的稳定,国内需求旺盛而稳定,经济危机对其基本没有冲击作用,因此政府也没理由欠债,而大家所熟悉的南欧四国,其实他们都不是高福利国家,比如希腊的福利支出水平都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高福利的北欧。

总之,经过我们的考察和研究之后,认为社会对福利的投资不仅不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反而成为经济繁荣的基础,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人变的懒惰,反而会让人变得勤快,福利社会不仅不是经济发达的产物,相反却是最先在落后国家兴起,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政府欠债,反而因为经济的稳定繁荣让政府出现财政盈余,福利国家不仅不会限制自由,反而创造了积极的自由,不仅不会有痛苦感,反而更轻松和幸福。

现代社会实行所谓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社会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而这些问题其实就从来没有逃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制度经济学中,这属于私人财富暴增导致的“公共贫困”问题,早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现代化导致公共服务需求在增加,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就需要增加,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越来越完善。如果前者增加,后者而不成比例的增加,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紊乱,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也就是私人财富的迅速增长本身就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没有汽车的年代,我们也没必要修那么多的公路,农业为主的国家,显然也不需要城市清洁工,现在人们只想购买私人汽车,却不想为公路建设支付税收,我们只想享受干净的街道,清新的空气却不想为此支付税收,这是不可能的。

GDP高速增长、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本应该公共服务也成比例增长,但在减税的民粹思潮影响下,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越来越少。现代人类远没有从公共服务的应用中获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务远没有使我们免于烦恼。“我们拥有昂贵的电视机,但学校却破败不堪;我们拥有清洁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却肮脏混论。”精力集中于汽车,却忽略了学校和公园,对私人货物毫不吝啬,而对公共货物的生产却极度克制,这不是通情达理的做法。

由于没有很好的扩充公共服务,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我们必须在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必须通过有效的政府手段使人们尽量避免个人的过度奢侈消费,而在公共服务上增加合理开支,让社会财富的产生从私人生产转向公共生产,这样人民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并且这是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主导任务。

而这就涉及到观念的转变,必须在民众中树立“公共产品”的概念。并且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财富拥有公共产品生产,因为除了邮政等少数几个例外,大部分公共服务是不适合收费的,他们是公共产品,必须给一切人使用,这些必须用税收支付,虽然增税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但却是不得不做出的一个决定。社会越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这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政府支出不是为公务员开工资,尽管很多人将大政府形容为雇佣更多的公务员,这种说法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公共开支养活的最大的两个群体恐怕就是“教师”和“清洁工”了,现代民众接受教育越来越高,教师就得增加,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清洁工就得越来越多,而这两个财政供养的最大群体显然不属于我们平时所谓的公务员。

除了公务员、教师、市政清洁等常规支出外,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是这三个方面,而这方面的削减一般会导致三方面的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宣言减税的基本都是骗子。这种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巫毒经济学,而不仅仅是毒品经济学,这是因为尽管他施行的是有毒的经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这些骗子进行英雄般的欢呼。 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事实证明,“小政府”国家都遭到了失败,而实行大政府的都取得了成功, 美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应对全球化的决策中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对教育、科技和基础建设加大投资,而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30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本国经济中的角色,而非提高现代化经济和劳动力所需的必要投资。富人得益于大规模减税,利用财富捆绑了权力,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而在北欧。北欧国家利用高收税资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务,成功地营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公正。这是今天全球化经济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对于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应该看到这一现实。可惜的是,由于中国青少年接受的都是英语教育,留学都是去欧美的英语国家,以至于中国至今对北欧模式研究非常有限,我们整天听到的都是对北欧模式的污蔑和诅咒,而很少人真正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北欧模式和美国模式经过三十多年的竞赛,已经分出高下,中国应该向哪个学习,应该心里有数了。

在这里笔者要提出“社会危机”的概念,中国虽然不面临经济危机,但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而这种社会危机就是由于私人财富暴增的同时,公共服务没有成比例增加造成的,如果说经济危机往往是由于私人产品供给过剩造成的,那么社会危机往往是因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的,这种供给不足既包含看得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也包含看不到的公共制度的不足,可以统称为“公共贫困”,现在大家常见的食品不安全,公共环境差,社会治安不好,公众道德滑坡等都是社会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就需要加大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

减税在中国还有一个误区,中国应该警惕,中国税收是以企业税为主,主要是“比例税”,具有“自减税”机制,不需要“人为减税”。其次现代社会的大趋势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公民生活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越发展,公共服务越多,税收从本质上是要不断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只会让民众越来越幸福,因此减税根本就不可能,事实也证明减税的美国等国家失败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的抑郁症大国,反而没有减税的北欧,却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国家,中国应该学习走高税收高保障的北欧道路,而不是美国道路。中国应该结构性的增税,并且避免“税直接加于民”,让有能力承担税收的人和企业承担更多税收,这才是中国应该做的。

减税所导致的后果,绝不是“借钱—还钱”那么简单,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带利息的贷款,利息是民众的一个额外负担,里根-小布什减税的最终后果是什么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显示,美国需要在未来十年支付5万亿美元以上的利息,这是什么概念呢,当经济危机刚爆发时小布什救市也才花了七、八千美元。未来十年,美国政府所有收入的14%以上将用于支付债务利息。2013至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超出医疗补助计划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十年国防开支总和。从2014年净利息支出将超过美国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和国防之外的所有其它可支配项目开支的总和。

如果你对这些空洞的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通俗的表述,那就是民众每年将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但无法享受到任何公共服务,因为这些钱都被用来还利息了。光干活,没收入是奴隶的特征,美国民众就即将成为这样的债务奴隶,而这还仅仅是利息,还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几百年也还不完。中国人不能将中国政府也逼上这样的道路,这样做受害的最终还是人民。

在减税方面,还是一个观点颇能迷惑人,他们提出“自己的钱自己花是最有效率的”,这种观点颇能迷惑人,但也是伪科学,比如经济学家范剑平,前段时间在自己的微博发出了一个典型的哈耶克口吻的微博,“小政府好在哪里?自己的钱自己花是最有效率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绕圈子交税给政府然后让政府来分发福利?民众给政府这个权力,正是政府规模膨胀、官员腐败的根源。民众越少地依赖政府,要政府做的事越少,政府的规模才会越小,贪腐才会越少。政府包办,推演到极致,就是计划经济”。

这段话看起来很有道理,也非常具有煽动性,被很多平面媒体转载使用,其实哈耶克的很多东西,根本就不用别人来批驳,只要他们自己稍微的睁开眼,看一看现实,就会发现他们的错误。自己的钱自己花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吗?显然不是。

在市场上一共有三种市场主体,分别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各有各的分工,一般个人干效益不如企业干的事情,就会由企业来做,企业干效益不如政府干的事情,就由政府来做,这里面有成本的问题,有效率的问题,也有能力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效益的问题。

我们先看,为什么企业做事情效益要比个人高?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搬家公司为什么会存在呢,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你自己一点点搬,一件件搬也是可以的,但是时间也是有成本的,搬家时的误工费就是成本,雇佣车辆也是成本,即使自己开车也要耗油,当这些成本加起来比请搬家公司的成本还要高时,搬家公司自然就具有了优势,这就是企业的效益要高于个人的案例。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企业,就是因为企业办事的效益比个人高。

政府只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这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撒切尔改革时,流行起来的一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应该被广泛应用,我们可以看看政府的起源,在中国,政府产生于治水,西方的政府产生于战争,其实是国防的需要,如果政府只做裁判员,那将治水和国防都交给民间可能吗,正因为民间完不成了,才诞生了政府。也就是政府之所以诞生,就是因为民间有办不了的事情,政府一诞生就为办事而诞生的。政府一开始就是扮演的运动员的角色。

道路清洁,国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都是公司干效益比较低的,比如道路清洁,请清洁工的成本不高,但是向路人收费的成本却非常高,路人扔一次垃圾,清洁公司就跑过去收一次垃圾清理费,这是多高的人工成本啊,因此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清洁公司愿意干这种事情。

同样道路也是这样,现在社会修路并不难,但是收费难,如果修路公司,将路全封闭起来,两头社卡,向过路的人收费,也可以,但是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没有任何修路公司愿意这么做。现在的收费公路也仅限于高度公路这种收入比如容易的道路,首先高速公路面向的是车辆,收费量比较小,其实高速公路本身就是封闭的。

而对于道路清洁和普通马路,只能让大家先免费享用,然后政府再通过税收支付给相应的公司,这种方式才是效益最高的。同样,国防,治水这些也会遇到因为收费成本过高,而没有一个公司去做的现象,这类事情只有政府做效益才是最高的。

政府办事为什么会产生高效益呢,首先政府享有规模效益,每个家庭在自家后院留出半亩地进行休闲娱乐也可以,政府修建个大的公共广场也可以,但从效益上说,后者的效益更高,因为政府修建的公共广场利用率更高,休闲娱乐的效果更好,比一家一户修个小广场更省地,这就是规模的优势。另外,每个人出门带个垃圾袋,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回家,然后再自己运到垃圾场也可以,政府建立垃圾桶,然后雇佣清洁工也可以,当然后者效果更好,这也是规模优势。

除了规模优势还有批发优势,政府做很多事情,其在采购方面就具有批发优势,当然比个人购买成本更低。政府做事还有专业优势,政府来街道清洁,修建基础设施,建立社会保障可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聚拢最优秀的人才,运用效率最高的设备,这就是专业优势,如果是个人则不具备这种优势。当然政府构建的社保体系,也比“养儿防老”和“存钱养老”效益要高的多,这方面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也有专门的介绍。

政府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个人和企业做效益更低的事情,这就是政府的优势,是分工的优势,政府也是市场的主体之一。

“自己的钱自己花”是小农思想,不符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的是专业分工。专业人做专业事效率才最高,“自己的钱自己花”不仅效率最高,很多时候反而效率最低。

责任编辑:杨杉
来源: 草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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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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