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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一位海外精英眼中的“老路”和“邪路”

2014-03-02 00:25:49 作者: 胡新民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上世纪80-90年代,有一些中国学人因多种原因旅居海外。这些人中的年长者,已经陆续离世。有家报纸对此评论道:“去美国的那批对抗者后来都一事无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其中一些默默客死他乡,这是很多人当初没想到的。”

这段评论总的来看还算靠谱。但笔者在阅读了这些人的大量资料后,觉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精神应该还是值得肯定的,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宾雁。

刘宾雁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散文作家。从1988年起,他旅居美国,直至2005年12月去世。

1994年海外的《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有香港版、台湾版,日文版和英文版,风靡全球。笔者看到的的是中文繁体字第七版。该书汇集了当时华人世界的43位名家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其中不乏有独具慧眼者。印象最深之一的有刘宾雁的见解。笔者以为,读读他对“老路”和“邪路”的看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此文也是对他逝世八周年的纪念。

刘宾雁在谈到中国怎么办的时候,认为多年中国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肤浅的,那种观点“就是只要有了市场经济、有了民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他当时就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的 “老路”和“邪路”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道路,既不能是老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全盘西化。”“必须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参照外国的经验,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来。”他认为过去只抓政治是不对的,但是现在“经济上去了,人下来了”,“ 人退化了”,“其结果都是把人扭曲。这是在一切问题中最可怕的一个。”

可怕到什么程度?他的警示是三个“自杀”。他说:“一个是拼命追求经济,而不顾环境污染,是身体上的自杀;拼命追求金钱,男盗女娼,是道德上的自杀;教育衰败,人的文化素质退化,是智能方面的自杀。”(见《邓小平之后的中国》428-429页)现在来看看我们中国的当下状况,这种警示是否客观科学就不言而喻了。

当时的采访者告诉刘宾雁,他还采访了历史学家余英时,余也认为,如果把中国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为制度或者法律问题,那太肤浅。

身在美国的刘宾雁,通过自己的亲自观察,发现尽管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法制是严密的,但还是弊端丛生。为什么,他认为关键的还是人的的问题,一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人的高尚。

在对人和物的理解方面,刘宾雁确实高人一筹。有些人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缺乏深度,怎么都理不出个头绪来。例如茅于轼,最近他在回答FT中文网记者关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抱怨和暴戾之气时说:“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跟过去低层的人生活比较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更不要说高收入者......这么好的生活为什么怨气还这么大,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刘宾雁可以说早就回答了茅于轼的问题。这里又可以联系到中国梦的问题。著名表演艺术家陈道明的中国梦或许可以使茅于轼茅塞顿开。陈道明在2011年的一次关于践行中国梦的颁奖会上说:“我的中国梦,是每个人都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睡觉,正常治病,正常吃东西,正常走在城市的马路上,呼吸的空气是正常的,到医院看病、排队、挂号也是正常的,死亡也是正常的。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

陈道明为了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一些,还补充说“真的,我宁可没电脑、没电视、没汽车,哪怕我现在兜里就十五块钱,只要我觉得安全、很愉快,大家都很有秩序地生活和工作,政府和国家很有秩序地发展,我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很踏实。像现在,不知道明天单位会不会破产被辞掉,也不知道明天口袋里的钱会不会贬值。”这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物质清贫一点关系并不大,生活的安定则更为重要。

陈道明所说的那种生活特征,应该是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是了解一些的。但是茅于轼们可是就是理解不了的,这可能与他们只熟悉经济工作有关,过于关注物而过于忽视了人。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在这方面,无论是陈道明还是刘宾雁,他们的敢于讲出真话的精神和积极探索的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刘宾雁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他在对政治形势上的判断的嫩稚和粗糙很令人遗憾。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苛求。

责任编辑:Sussie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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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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