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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证霖:当前华人右派的文化心理病症

2014-02-24 14:18:17 作者: 丁证霖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无论中国,还是国际,当前的主要危险来自右派。右派是既得利益派。立场右,为敌;认识右,为友。华人中,认识右为多。其心理病症为:仇恨胶着、狭隘的经验与冷战思维。以求变自新为治。

我之所以在右派前冠以华人一词,是因为洋人右派中有些表现(概念外沿)是华人的国度及社区中所没有的。例如,靖国神社拜鬼、白人至上主义,等等。何为右派呢?代表既得利益者为右派。资产阶级在以民主制向贵族制冲锋时,他们是左派;资产阶级在夺取了权力后,就转化为右派;在中产阶级壮大后,大资产阶级才是右派。中国,中产阶级还不成气候,又早已铲除了剥削制度,剥削现虽又复辟,但还未在政制和民心上生根。现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派是右派,因为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与腐败的官场、外资、和黑道搅合在一起的混凝土,已不具民间性质。但在上世纪的8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西化派以民主制理念向假马克思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参见《共产党宣言》)、反动的农民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地主被消灭后,农民就是反动的阶级)和中国中世纪的蒙昧残余开火,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功不可没。从内涵上讲,那段时期的西化派倒是象法国大革命时的左派,而邓立群等老“左”倒是顽固抱残守缺的右派。因为,那时是官本位社会,“左”能保住原有的教条主义的、昏聩无能的、奸佞霸道的和玩弄权术的既得利益,尽管那时他们也很穷,但权就是优势。用错的左、右概念已约定俗成,改也改不过来,只好就这样算了。在中国跃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情丕变,社会结构畸变突现,改革面临了新的挑战。西化派(民主普世派),本该功成身退。因为要解决中国面临的世界性、本土性的新问题,西化派(民主普世派)已黔驴技穷,必须另辟蹊径。为什么呢?     

既得利益集团业已形成。贪官污吏、奸商买办、黑道帮会和殖民冒险家争相把持政府和社会各部门。他们利用过去民主宣传在人民群众中的好影响,利用民众爱国的热情和滞后的意识,打普世牌,为他们自身捞党票、选票作准备。一旦政改成功,他们可利用议会推翻现法律,立出新法律,从立法上为腐败的、强取豪夺的恶性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到那时,反腐肃贪将成为非法。中国人民那就万劫不复了。这结果也还只 是普世派的如意算盘。为了党争夺权,他们尔虞我诈、各怀鬼胎,必闹出如旧中国军阀那样的内战。中国人民那就生灵涂炭了。值此危机时刻,左派必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反民主的革命性是有典故可供资证的。德国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急于成就宪政,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反对。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写了《国民议会》一文指出:“召开国民议会将加强资产阶级的地位,削弱无产阶级的地位,并以空洞的幻想蒙蔽无产阶级,并将那些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里的人上台合法化。”(引自许海山主编:《欧洲历史》线装书局2006年第一版第448页。)这个反对意见,值得中国今天参考。中国今天的民主普世派有的恐已经历史地转化为既得利益的阴谋派,是右派。应该注意的是:立场上的右派与认识上的右派有本质不同,前者是居心叵测;后者是好心,但糊涂或幼稚。华人中,绝大多数右派属于好心而糊涂。明明自己是一介平民,却非要梦想为议员或准议员摇旗呐喊。他们就是笨到不知自己是谁的地步。现条件下,闹选举,能选出怎样的马戏班子呢?能代表谁的利益呢?       

华人中右派势力很强。王蒙的《不革命行吗?》就是要匡正这个时弊,把在启蒙时期矫枉过正的可贵见解再矫回到公允的位置。但当今民众中,认识上的右派,已没法使自己的思想与时俱进,那又怎么能识得王蒙的《不革命行吗?》的奥秘呢?王蒙的《天机》,在体裁和方法论上都有创新。他将口述史、自传、散记和散论交织到一起,完成了一部以史带论、以论撰史的报告文学作品。它可获诺奖。恐怕诺委没人懂。它在方法论上用的是情境还原法,如警察重建犯罪现场那样。这个方法好到,只要不是頑固,他回忆的亲历的、与事物本质相联系的事实(请参见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与《统计学和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现象、事物与本质的认识方法论),让你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那为什么有不少华人认识上的右派仍然如此固执地不肯买王蒙的账(如:美国中文报社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第1542期的《书摘》栏节录了《不革命行吗?》。不想,华侨读者对之反应强烈。《世界周刊》登出了不少读者回应的文章,以右派观占上风)呢?  华人认识上的右派身上存在三种文化心理的病症:仇恨、狭隘的经验和早已过时(本也不正确)的冷战思维。        

仇恨。民主论大师托克维尔出身贵族,其亲族在大革命中遭极刑,但大师(中国现在乱高抬,什么阿猫阿狗都是大师,大师大贬值)识大体察时势,毅然讴歌革命。革命不可能一下子完善。法国大革命后,半个多世纪社会才走上新的、较稳定的政治轨道。华人中有托克维尔胸襟的人吗?太稀少。尽管,宣泄仇恨很有必要,但做过了头就成了恶事。一味仇恨,就必报复社会,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于是堵塞了改良的出路。一味仇恨,渗透血液,你做事就难以理智,会坏你的事。如有的人,因为仇恨革命,就非要踩左翼作家一脚?因为仇恨革命,就非要高抬在民族大义前徘徊的三流作家?谁说钱钟书受埋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了几位一级研究员?钱钟书获此殊荣!这是封顶的职称了!《围城》,不是被共产党冷落的,而是该题材在大学人稀少的50年代本该如此。50年代末,我回丹阳,住姨母家,见她婆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的床头放着一本《家》。我岳母就爱看电影《家》。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青年、年轻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都热心读《青春之歌》。上述书市行情,与政治无关。《青春之歌》被退稿两次(参见:《王仰晨编辑人生》第507页),谁能说是政宣作品呢?除如文革那样的反常时期外,行情是题材决定的。文艺理论上不有题材决定论吗?连这都不知道,还搞什么文学史、论?不懂得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中国革命文学,就是不懂中国文学。我的这句话不知有没有人懂?仇恨的破坏力是很强的,可以毁掉一切。专业人可以因为仇恨,毁掉专业,成为不可思议的怪物。否则,谢选骏怎么会去批历史学人不懂历史呢?再举个例吧,有人从仇恨革命的立场,看不惯鲁迅写作的激愤。这恰恰暴露了这种人对中国现代史的无知。任何文化人,在那个时代和社会,激愤是理所当然的,不激愤才不正常。也许,不激愤的人被郭沫若骂作行尸走肉倒是没错的。有人指责郭沫若批沈从文。错!在这件大是大非问题上,郭沫若是对的。与其仇恨革命,还不如检讨一下旧中国,看看是不是“不革命行吗”。胡适说过:“25岁以前不干共产党是没出息!”这句话也说出了那时代的必然或无奈。一味仇恨,可让人气滞血栓。曼德拉要是一味仇恨的话,肯定活不到95岁。还是学学曼德拉,化解仇恨为上策。

当我们脱离了受迫害、受伤害已经三、四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有些人就是不能向前看,还是如毛时代那样用不断忆苦的办法来加深仇恨,说来说去就那些事、那些话。用戏文《甘露寺》中孙权斥乔玄的台词说:“你也不怕盘坏了你这张老嘴!”这个盘,已构成对他人智慧和人格的贬损。就象,有的家庭冲突就是家长“好话”烦到死,换来的结果适得其反,有的损失之大是家破人亡。解决问题要有建设性。泄愤是弱者之道。       

狭隘的经验。世界大了去了。可有些人就守着自己过去的那些经验,既不拓宽又不更新,就把他那些老货拿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普世派中就有这样一些人。80、90年代的启蒙,大多是西方一、二百年前的事,或大多是中国“五四”时期的来自西方的A、B、C。启蒙期,是华人进入新文化、新时代的童年期。华人要成长发育到成熟,还有接受教育、再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漫长路要走。不走,就只能停留在仇恨的或低级的层次上。就我个人体验:现在的世界,边疆(新进)的知识和技术,20年就会更新一轮,吃老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谈政治,没足够的经济学知识,是不行的。即使是有用的旧知识,也必须温故而知新。如托克维尔的名著《民主在美国》,今天带着中国的现实问题去看,其第四部分(很易被读者忽略)就为今日之政制和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还应当改变学习的态度。这态度是:不敬上,不媚俗,不从众,持怀疑,主独立,宗批判,不辞劳苦“开疆辟土”即创新。概括起来,一句话,“求实求精、求活求新”(恩师刘佛年1994年语)。      

冷战思维。洋人早已摒弃了冷战思维。但不知为什么华人中有不少人仍在搞两大阵营的斗争。凡是中共的事、社会主义的事、马克思主义的事、毛的事、苏联的事,等等,错的是错的,对的也是错的,横竖都是错的。我在纽约见到有一报上发一反马文章,把马克思的生活贫困也算作罪状。文化水平到了这份上,就只好心寒了。冷战思维的人对资本主义的事,则一片赞美之声。他们就没想想:资本主义,排除所有的原始资本积累、殖民侵略的罪行不说,撇开大萧条的惨状及历次经济危机给国计民生造成的灾难不提,就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而言,就够说明资本主义的血腥了。是不是?穷时看现代化的西方与富时看现代化的西方,景观一样吗?富时还在用穷眼光看西方,那等于让上海的地铁向纽约的地铁看齐那样地荒唐。形势变了,人的思想、话语和理论也必须变。猢狲盘卵子,盘来盘去老样子,是令人讨厌的。       

对文革的拨乱反正早过去了,恐怕对新一轮的右派思潮的拨乱反正应该开始了。这不光是中国的事,也是整个世界潮流要拨乱反正的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形势下,可有截然不同的指导方向。地位变了,利益变了,立场也就变了。于是,同一句话的涵义也就变了。

责任编辑:Sussie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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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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