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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芹解剖学系列之七 陌生人文化:与谁抱团

2014-01-17 10:52:28 作者: 边芹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问题的关键不在人群中有害群之马,这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而在围绕着害群之马的更广大人群在这一时刻的态度和选择。是他们的态度和选择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和维持良性循环的力量。近代以来,外诱内导把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就到一个罪魁祸首:专制统治+儒家思想。既然从统治模式到意识形态皆为中华不幸的根源,百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就被这样定格:错都是别人的,而每个个体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心态便由此铸就。这不但主导了我们的文学艺术,也劫持了历史解释权。

谈这个问题是个棘手的事,因为它深及中国人性格弱点一个绕不开的死穴,这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和现世纷乱几乎都不同程度与这个致命弱点分不开。近代以来,外诱内导把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历史的、现实的)都归就到一个罪魁祸首:专制统治+儒家思想。既然从统治模式到意识形态皆为中华不幸的根源,百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就被这样定格:错都是别人的,而每个个体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心态便由此铸就。这不但主导了我们的文学艺术,也劫持了历史解释权。

我们耳熟能详的“国民劣根性”去除旁枝末节归纳起来就是这样几个词:麻木、奴性、狡猾。鲁迅的文学作品更是把这六字总结形象化地普及为全体的认同。这六个字的总结要找源头,也找得到,是近代涉足中国的西方人最先指出的。他们这么分析有客观观察的一面,也有带有目的性的一面。

先来看看做此总结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观察是否准确与目的并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目的并不是观察的结果,而往往是主导观察的动机。否则为什么马可·波罗时代、甚至利玛窦时代涉足中国的西方人并没有这种集中火力点的观察和总结,到了1840年前后火力点就集中到这上面?除了最后一个皇朝的统治让中国人堕落至此的推断(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及导致的生活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民性并非不可能),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反反复复强调的工业化改变一切、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国家不能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对照也肯定是导致西方人眼光变化的重要因素。剔除这两个致变因素,一个最有可能占主导地位的致变因素便凸显出来,即前后几个时代,西方人观察中国带有的目的性也大大改变。是这大大改变的目的决定着观察者的眼光和侧重点,而人的眼光和视角往往受其观察的目的左右,特别讲求主观能动性、情不自禁地要世界契合自己心思的西方人尤其如此。

那么十九世纪的西方人与之前同样涉足中国的马可·波罗、利玛窦们相比目的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便是后者已经怀揣要推翻这个帝国(不单纯是清朝统治意义上的帝国)的野心,这个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知道了目的,反推过去历史脉络就比较清晰了。我这些年细细地旁观他们怎么观察和记述正在发生的世事,就发现他们的眼光受目的左右已到了目的大于事实的程度,这一现象在时事记述者媒体人身上尤其普遍,甚至是一种人人接受的正常状态。这让我开始怀疑那些历史记录在多大程度上被目的扭曲,因为既然他们为目的可以对正在发生的事(尤其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改头换面,那些已记录在陈旧纸张上的事可能也在劫难逃。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观察纯属捏造,观察可以相当对应现实,手脚和暗藏的目的是由切入现实的视角来完成的。这个视角才是帮助目的的助手,而非观察本身,中国人一百多年来落入陷阱,就在于外弯内直的他认为观察是准确的(他是不分内外有一种追求普世真理的劲头的),既然观察并无明显构陷的痕迹,他也就接受了切入现实的视角。其实是这个视角而非观察本身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轨道,因为从此以后人人实际上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再观察,而非围绕西方人的观察去再剖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到今天几乎无人脱出这条思维轨道得出自己的结论,差不多都是从一开始就被那个有意设置的视角圈住。这个西方人有意切入的视角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麻木、奴性、狡猾的“国民劣根性”源自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对一心要掀翻中华帝国的西方列强来说,还有比把中国人引入这个视角更便利的捷径吗?

责任编辑:聆风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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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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