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该“赶走低端外地人”吗
大城市“赶人”措施不断升级，目前的主要方案是“以业控人”“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于是要让一批低端产业“退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目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在制定政策时，已经非常重视人口问题。北京市长王安顺在前不久谈到2014年的重点任务，列在首位的就是：“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北京人口在近年快速增长，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数字上的原因就是，外来人口增长过多：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北京市人口增加637万人，其中有486万人是外来人口，而2000年时的外来人口总共也才256万人。十多年来，北京市人口增量中，户籍人口增加对全市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不到四分之一，另外超过四分之三的增长是外来人口造成的。
因此，在特大城市的当局看来，要控制人口规模，首要的自然就是控制外地人口的规模。“地铁涨价”、“清理群租房”就是两个很有针对性的措施，迫使一些对成本较为敏感的外来务工者离开。
在北京的诸多人口调控方式中，“以业控人”正在成为主要选项。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一项关于“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的专题调研报告中曾建议，政府应出台措施，“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店、小食品店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在北京市人大于2013年12月底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代表更是明确表示，北京应提高低端产业的门槛，围绕服务、职能定位制定产业负面清单，严格控制人口。
典型的负面产业就是“动批”，既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2013年的初的统计数据显示，动批约有服装批发摊位1.3万个，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物流企业20余家。如果加上其带动和辐射的相关产业，一个“动批”吸纳的外来人口远超10万人。但由于这是典型的低端产业，有说法称北京市政府正试图将其搬到河北。
但只要北京、上海的吸引力在那，行政措施就不容易奏效
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北京就开始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升审批准入，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名流动人口。实施“以业控人”的第二年，北京个体户骤降了14万户。有说法称，最早实施“以业控人”的北京市顺义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整顿小食杂、美容美发等“五小门店”和小百货、小建材等各类市场，该区流动人口增速比高峰时期下降40%。
这种做法真的这么有效吗？恐怕未必。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仍然增加了50.7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增加了31.6万人。统计公报中顺义的常住外来人口（统计局口径）和暂住人口（公安局口径）也仍然在增加，增速也未见比别的地区来的慢。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或许能消灭一些小市场，但无非是让这些市场转移到别的地方，往往是“把一个流动人口聚集区消灭了，周边好几个聚集区又兴起了”。
之所以“以业控人”效果不彰，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吸引力。且不说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各项资源都很多，就纯粹以工资而论，不管是高科技还是低端劳动力，北京的工资都一直保持着10%或以上的高增速，不比其他二三线城市来得低，在起点就不同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在北京打工与在小城市打工之间的收入差，实际上在不断增大。就如同前不久被报道的“井底人”，明明在郊区家里有房屋，为什么要在市区的井底生活呢？很简单，因为在这儿能挣到钱，回到村子里就挣不到那么多。相比起“蜗居”、身为“蚁族”、“鼠族”的痛苦，能赚钱是第一位的，这就是为什么“以业控人”这样的行政措施难有成效。
何况，“以业控人”本来就缺乏理据谁来确定大城市要什么人才，不要什么人才？
在“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前提下，“以业控人”的目的就是尽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留下高级人才，而不是“低端劳动力”。留下更多的高级人才，对于政府而言，这个想法自然无可指责。然而，一旦政策落到需要政府通过各种细则来决定“谁是人才”、“谁可以落户”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学者李华芳指出，政府的标准不可避免会倾向于可以衡量的高标准，而忽视城市作为一个自发秩序的扩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尽管这些人并不一定符合政府的人才标准，但却是市场不可或缺的部分。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上海陆家嘴既需要懂金融知识的专业人士，也需要卖大饼油条的“人才”，但往往卖大饼油条就达不到政府的人才标准。
这种通俗化理解并非夸大其辞，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是在人才引进情况十分不明了的情况下，就拍脑袋上马各种“产业基地”，而这种新建的“产业基地”，要真正能吸引人才前往，往往就最需要所谓的“低端劳动力”，“五小门店”，才能形成聚集效应。把“低端外地人”赶跑了，高端产业也未必建得起来。
即便把“低端外地人”赶走了，留下来的人福利也不见得增加
让“低端外地人”离开还有一个直接理由，就是认为这些外地移民进来之后，对城市贡献没有多少，但在很大程度上抢了本地人的好处：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涌入大大影响了本地人的就业情况和工资待遇，另一方面，本地人也认为外来移民影响了城市原住民社会福利的享受。
然而，对于本地人而言，外来人的涌入不能全部视为坏处。即便是“低端劳动力”，外来者的涌入也能加剧竞争，从而让本地人享受到更为廉价更好质量的服务，而且，外来移民在整体上也大大增加了当地政府的收入。换言之，福利的蛋糕变大了，而在户籍制度仍然壁垒分明的当下，外来移民在大城市享有的福利显著不如本地人，本地人福利被影响的程度到底如何，恐怕还有很大争议。
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张丹丹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考察了外来移民对城市原有居民福利的整体影响。结论是，外来移民的进入并不会对原住民接受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造成负面的影响，但的确在交通运输上产生负面的作用。此外，移民不会带来城市犯罪率显著的提高。
也就是说，如果把“低端外地劳动力”赶走，本地人显著感受到的是交通没那么拥挤，但除此之外的福利，并不会增加，甚至会减少。
到底该不该“控人”，该如何“控人”，都还值得深入探讨不应为特大城市妄设“天花板”
如果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真的到了受不了的程度，那自然应该控制，但一个城市能够容纳的合适人口数量到底是多少，并没有定论。1990年初，上海交通大学一位人口学教授曾为上海市政府作出预测，称上海能够承受的人口极限是1600万。仅过了不到十年，上海在2000年时人口就已突破1600万。到2007年，这位教授改写了他的观点，认为上海能够承载2400万人口，5年后，上海再次到达这个“极限”。“极限”到底该是多少？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首位城市在该国总人口的占比远远高于其面积占比。以2012年为例，纽约占美国人口2.7%，伦敦占英国人口13.1%，东京都占日本人口10.3%，巴黎占法国人口15.9%。在一些人口不多的国家，首位城市人口占比更高，例如，首尔占韩国人口20.9%，维也纳占奥地利人口20.8%，利马占秘鲁人口25.4%。在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虽然人口密度已经非常高，但其人口仍然在继续增长。甚至在日本这样总人口增长率为负的国家，其首位城市东京都的人口也仍然在缓慢增长。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大城市更有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优势。同时，广受诟病的大城市的拥挤和污染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技术和管理而得到控制。即便是交通拥堵这种难题也是如此。据2010年的数据，整个日本大东京圈每天有高达3700万人次乘坐轨道交通出行，比大东京圈3500万的人口还要多。而北京2000万人口，直到今年3月，全市地铁路网客运量才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参考东京的情形，北京轨道交通运力提升仍然还有空间。配合良好的规划，许多城市当下面临的问题并非全然无解，急于设定人口上限并不可取。
用市场化的方式来决定哪些人该留、哪些人该离开，更有效率
拿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该不该搬迁的命题来说，主张“动批”该迁走的一方，其实有相当合理的理由，“动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要不是北京市民，基本上是一个商品集散地了，所以从北京的角度看，确想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造。但反过来，市场的形成一定有它的规律。过去简单地进行政府干预、大规模拆迁改造，效果未必好，比如大量投资去建市场，结果最终反而衰落了；有的地方刻意去造城，最后却成了空城。
所以，即便是真要迁出一些行业，迁出一些“低端劳动力”，也应该要用市场化的方式。如李华芳所说，像纽约、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人口的限度是高度竞争的劳动力流动而决定的。不适应城市里竞争的人，自然要流出到其他地方去。但如果是行政强制搬迁，或者对外来移民单向设限（目前户籍制度的结果），反而是保护了不适应城市竞争的人，并且通过城市福利变相补贴了一部分原本会被竞争淘汰出城市的人，最终会扭曲城市的运行机制。
只有公平才能保障长远的繁荣和幸福，若外地人要考试才能留下，那本地人也该考试
即便用行政手段成功让“外地低端劳动力”离开北京上海，对于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前景而言，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封闭的结果是导致竞争的不充分，导致未离开的外来移民也可能心怀愤懑。如同多年前北京某政协委员提出“对外地人进京实行准入制度”那样，只会引来广泛不满。前不久，清华教授文国玮提出“外来人口想要落户北京应考试”，自然也被全国网友口诛笔伐——不过，如果提议改成本地人与外地人一样，也要考试才能保住户口，这或许是个有趣的建议，这会让想留在北京的人才竞争更加充分，更有利于保证北京的长久繁荣。
当然，作为长居此处的本地人，若“考试”不及格，也没有就这么被赶出去的理由。但如果既要坚持保留现有户籍制度带来的福利，又不想忍受外地人涌入带来的痛楚而只想享受他们带来的好处，那么本地人对外来移民的看法和政策，就应该多思考思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