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中国已可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

随着2014年即将到来到来，该是根据最新情况修正一下中长期预期的时候了。

在2010年10月的时候，本人曾预测中国经济未来3-5将探大底；2013年7月1日，本人曾预测中国金融经济危机已经在所难免。那么，现在这些判断是否有所调整呢？

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2008年以“四万亿救市”为代表的三轮大兴土木积累下来的，可谓积重难返。加之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动力机制——世界工厂、房地产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都已经盛极而衰，而新的动力机制尚待通过改革形成。值此旧力衰退新力未生之际，本人并不准备调整总体判断——即未来1-3年中国经济将探大底，这个底比2008年深，也比1997年深，甚至可能发生堪比1997年香港、1990年日本的金融危机。中国人将会过上一段苦日子。

不过，对于探大底的深度，或者说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本人现在更倾向于是相对较轻的一种。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能遇到的局势，根据其严峻的程度，可以分为危机、危难和劫难三种。危机指的是虽然会发生类似1997年香港、1990年日本式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股市、楼市出现大幅下跌，大批企业倒闭，银行出现破产，中产阶层因为楼价大跌而成为负资产，但社会整体稳定安全。危难指的是内部社会稳定将经受较严峻的考验，外部国家安全将经受较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然都能够有惊无险。劫难指的是内外危机之下，国家失控，甚至四分五裂，种族和民众完全丧失命运自主权，被强势文明和国家置于任意支配的最悲惨境地。从最新变量看，“劫难”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危难”的可能性存在，但也不大；更可能是最轻的一种“危机”。

至于危机爆发的方式，或者说未来1-3年未来中国经济、股市和楼市的探底走法，本人此前曾预期有两种走势：一种是在内外部各种势力推动下，出现最后疯狂泡沫，而后遭遇猛烈做空；二是能够中国决策者头脑冷静，能够对最后泡沫釜底抽薪，探底以一种逐次震荡下跌的方式。如果是前者的“先扬后抑”，则底部将很深；如果是后者“震荡下跌”，则底部相对较浅。目前，笔者更倾向于震荡下跌的第二种。

简言之，笔者认为，中国经济金融危机已经可以避免最坏局面，中国经济探大底的底部也会相对较浅。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新的进一步判断呢？

决定中国经济探大底有多深，关键决定于政府债务是否会更加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在自2008年以来的5年中，中国的银行系统放出了约40万亿的贷款，加上银子银行放出的约20万亿，总计增加了60万亿贷款，这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两倍。这些贷款的相当部分被政府的地方融资平台借走，而他们的投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是非常低下的，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而地方政府为了能够还旧借新，就不断推高楼价，使得中国楼市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泡沫，使得越来越多的刚需者成为房奴而不堪负荷，严重地杀伤了中国的内需。

在2012年底，当“城镇化”被高调推出时，它被一些专家和媒体理解为未来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发展动力，将会推动40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倘若它真的会这么被落实，中国官员腐败的土壤将更为广泛，地方政府债务将进一步飙升，中国企业的生存力将被更严重釜底抽薪。所幸的是，一年来，最高决策层深化对城镇化的调研和思考，最终将“城镇化”定义为“人的城镇化”，是农民自主选择进城时，城市管理者必须给予城市户口和同等的城市待遇。同时，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防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6项重要工作的第三项，这大大遏制地方政府借贷投资的冲动，也为地方债务扩张封了顶。

决定中国未来社会是否稳定，关键决定于粮食安全。此前，某些激进市场派人士极力推动“土地流转”，认为应鼓励城市资本和外资下乡圈地，以此为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主要手段。但这一路径隐患极大。在世界经济史上，走这条道路的巴西和菲律宾等国的土地改革，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农业被极少数人垄断并获得暴利，造成大量农民沦为城市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成为“拉美化陷阱”的主要特征之一。在现实操作中，当下中国的很多城市资本急功近利，更可能与地方官员共谋，擅自将耕地转为房地产和休闲农庄。这将对中国粮食生产造成直接冲击，当今中国粮食的对外依赖度已经逼近20%。如果未来出现天灾人祸，中国人的口粮供应出现危机，那埋下社会不稳定的祸根。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粮食安全作为第一位重要的工作，要求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强调农民承包权归属农民家庭，这将在相当大程度上遏制和化解城市资本和外资对于耕地的觊觎。倘若土地流转的受让主体是种粮大户和农民合作社，这将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编成中国的粮食安全的底线安全网。这也会有力地预防由粮食危机造成中国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当然，不能排除一些官员阳奉阴违，但持续不断深入，威慑力不断增强的反腐败，将提升中央决策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震慑某些官员的恶政行为。18大之后截止2013年底，就已经有了18位省部级高官落马。这场反腐败不仅针对贪腐官员个人，更向着官员们的既得利益动手。中央先是反对奢靡之风，遏制官员们餐桌上的腐败；接着通过中央办公厅发布命令，停止新建一切党政机关的楼堂馆所；然后宣布将对公车进行改革，副省级以下官员将不再配专车；刚刚又对官员出国的条件和待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针对官员的种种约束，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开支，缓解政府紧张的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先让官员过紧日子，即使未来中国老百姓因为金融危机而过苦日子，也不会过于激化官民矛盾，这等于拆掉了未来政治危机的引线。

综上所述，在18大以后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决策层已经初步为未来可能面对的严峻挑战筑起底部防护网——控制政府债务增长为金融危机筑底；确保粮食安全为社会稳定筑底；严厉的反腐败和遏制官员既得利益为政治稳定筑底。

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有利于集中力量组攥成拳头，对内应对分裂势力，对外应对地缘政治危机，尤其是日本通过钓鱼岛争端挑战中国的图谋。一言以蔽之，未来中国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探大底的底部安全网已经初步建立。

至于未来的中国竞争力如何再造，或者说如何在旧的发展动力盛极而衰后，新的动力机制怎样建立，尚待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所作为。不过，笔者个人认为，真正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系统改革，要待内外部各种风险因素得以释放，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或许才能迎来真正的时机。

最后仍需要提醒的是，虽然中国未来危险的底部不会太深，但苦日子在所难免，国人应当有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