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韬：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僭称妄祚（2）

对此，西方自由主义革命早期的思想家们曾提出“天赋人权”口号，并把它解释为，上帝创世时曾赋予每一个人完全是“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财产）权利，但后来却被封建专制者剥夺了，因此要进行革命，重建自由平等的“契约式”自由民主国家。

但面对着无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现实存在的种种财产占有关系的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平衡，有人又解释说，上帝创世之初曾经让所有人都自由平等的，只是由于各人的祖先有“肖”或“不肖”之分别，才形成了今天的贫富分化，但在资本主义自由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所有的人只要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最终还是可以获得各自的自由权利的——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十分牵强的。

最后还是黑格尔以其充满辩证法的理论来证明，正是由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自由资本主义“自平衡”演绎的历史逻辑，将会最终地实现人们自由财产权利的普遍化。黑格尔还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看作是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法哲学（社会哲学）基础。然而，自由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却使黑格尔主义不可避免地陷于流产了。

黑格尔主义流产之后，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文化就完全放弃了对什么是自由主义真理的理论探求，并实用主义地把自由主义真理的“自由、平等、博爱”（或“自由、民主、人权”）看作一种并不需要建立深刻历史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抽象价值符号，另一方面则形成，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解构和非体系化、狭义化的发展，从此，整个西方自由主义也再没有任何完整的体系化发展，而是沿着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文化思想路线，最终陷入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

也许正是曾经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理想符号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有着那么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印记，所以今天被西方新自由主义当作“普世价值”而行销世界的文化理想符号就成了“自由、民主、人权”了。

“自由、民主、人权”（或“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和社会文明发展的理想主义诉求，应该说完全称得上是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一个文化理想符号的，但把现代西方（主要是美国）即成的社会发展模式或社会文明标志也混为一谈地称为就是当今世界“普世价值”的做法，则实在是有些僭称妄祚，甚至是欺世盗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最简单的判断就是黑格尔的那个“真理的现实性”标准。

问题正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当新自由主义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或社会转型国家的改革指导理论时，却往往导致这些国家在重蹈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陷于社会危机的覆辙，并迅速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和政治动荡的痛苦局面，形成多数人承受社会变革的痛苦，而少数人充分享受社会变革利益的不合理情形。

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之所以不断地陷于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正是因为它自我标榜的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把西方文化理想符号的“自由、民主、人权”和现代西方既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全然地混为一谈了。

然而，这个在西方文化理想符号的“自由、民主、人权”招牌下，以新自由主义重新裹挟包装的社会文明标志却是“政治民主化（多党选举）、全球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权利私有化”，并自诩是具有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三重特性”，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和西方国家推行全球化战略的一般政治经济形式。但二者却怎么可以直接地就划上了等号呢？

新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整套全面资本主义化的思想纲领和社会体系。

因此，当这种新自由主义被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和西方国家推行全球化战略的一般政治经济形式时，不仅是把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想和特定社会形式混为一谈，而且是成了一种自由的原教旨主义或新教条主义。新自由主义这种把西方社会历数百年历史积淀和痛苦历程的发展而形成的现代文明形态或历史经验形式超越时空条件地绝对化并到处推行，就必然地导致了各种灾难性的结果。

另外，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内涵和本质，都实实是精英主义的，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哲学，又怎么可以标榜为就是普世主义的真理呢？

当然，人们也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主义的文化旗帜下，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殖民开拓、贩奴运动、鸦片战争等等的野蛮发展，以及对市场和利益争夺的两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巨大灾变之后而开展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要素的社会变革和内部关系调整，至今已建立起令世人称羡的现代文明的福利国家和自由社会。然而，这一切现代西方文明的文化内涵却并非是普世主义而仍旧是精英主义的。所以，人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西方自由、富裕、文明的“王道乐土”，在相当程度上，仍乃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而建立在国际金融资本强势主导下，国际经济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不平等和不平衡的基础之上，并是以这种种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关系来维系的一个西方版的“富人俱乐部”罢了。所以，就当今世界一般的国际经济关系而言，所形成的正是一个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强势主导下，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可以“坐享其成”地尊富贵的“自由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以“血汗劳动”来谋发展的“世界工厂”。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作为西方文明生活方式和精美食物标志，并可给西方跨国资本带来巨额经济利益的咖啡、可可、巧克力的经济产业，其重要原材料可可豆和咖啡豆主要产地的非洲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等国的那些实际上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第一车间”或“基层支部”。

种植农场的情景又是怎样呢？甚至已是21世纪的今天，一些人权组织的调查还惊诧地发现，那里的种植农场甚至还在大量使用被贩卖的儿童来进行奴隶般的劳作，但在这个可可咖啡的国际产业链上，巨额生产利润的绝大部分却被西方的跨国资本轻而易举地攫走了，非洲那些充当西方跨国公司“第一车间”和“基层支部”的农场主們，却是以赚取廉价原材料价格和通过超经济的童工剥削和奴役式经营而成为当地富豪的。当人权人士拿出巧克力来分发给那些被奴役的孩子们品尝时，他们竟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且根本不知是何物，更不知道这就是他们辛勤劳作的最终产品。一个黑人孩子吃后还大为感叹道：“这东西真是太好吃了，要是干了一天的活儿也能吃上这样的一块，那将是多么的带劲啊！”在此，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关系方面，已构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那些似乎是具有了社会主义要素的美好社会政策，最终却是建立在仍然是由资本（甚至是金融垄断资本）来主导整个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机制之上的，并因此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责任国家化、区域化和权利关系私有化（资本化）、全球化的二元文化矛盾。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文明体系即使在现代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并没有真正地实现社会关系的普世性或者是普世化的发展。因为在一切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形式下，那个资本权利和社会权益集中化的资本主义逻辑，即使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可得到一定控制和调节的情况下，并采取了各种隐蔽的表现形式，但这个作为资本主导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本质的内在逻辑和根本矛盾却并未真正地改变——当下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各国的主权信用危机便是明证。对此，甚至是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这种当代资本主义的逻辑竟是：1%的人在统治和剥削99%的人，并垄断和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国民财富。

所以我们说，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把西方既定社会文明标志的“政治民主化、全球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权利私有化”，重新裹挟包装成“自由、民主、人权”这个文化理想符号一般社会形式的所谓“普世价值”鼓噪，而实质则是换了一幅马甲地继续推销西方那套全面资本主义化纲领的做法，就实在是有些僭称妄祚，甚至是欺世盗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