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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东:毛泽东思想仍然影响中国

2013-12-25 15:11:27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从北京到香港,官方到民间,无数的中国人要举办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在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市,当地政府投资近4亿新元,建设12个重点项目。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毛泽东的地位远胜于一位政客,他是当代中国的耶稣。在中国像经济学者茅于轼这样公开批评毛泽东,就像批评了一位宗教先知,会激起一大批拥护者的强烈愤慨。

民族主义已成为今日中共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习近平将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口号。尽管今天中国大陆的拥毛者,常常也将毛泽东当作一个爱国伟人,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1920年,他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将中国分成二十七块;后来他建立苏维埃地方割据政权;在1929年中苏边境战争中提出“武装保卫苏联”;1944年支持新疆三区革命(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支持外蒙独立。

毛泽东和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完全不需要民族主义作为遮羞布,他们始终在追求一个比中国梦更宏伟的政治梦想。这个梦想数千年以来都是一呼百应,那就是等贵贱,均贫富的共产梦。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主义,在国际上也能引起巨大的共鸣。从秘鲁的光辉道路,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到世人意想不到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都非常崇敬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与国际主流共产主义思想有很明显的区别,他不仅主张绝对平均主义,还有非常强烈的反智主义色彩。他公开宣称“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废除考试制度,鼓吹白卷英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却说出了惊世骇俗的一句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平均主义与反智主义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中下阶层,都会产生无可抗拒的吸引力。

半世山寨国

毛泽东一生熟读《水浒》70年,他说这本书要当作政治书看,在书房和卧室里一直摆着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在中共八大上,他说:“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1951年初夏,毛泽东让江西景德镇以水浒好汉的故事,专门定制一套瓷器,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斯大林。

水浒好汉们的山寨,正是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国。他一生中也极度留恋自已参与的井岗山这个山寨。他上台后大搞人民公社,用革委会代替各级党委和政府行政机构,让人感觉他的终极政治理想,就是要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超级大山寨。

在中国这个深受儒家文化两千年浸濡的社会,毛泽东美好的山寨理想很难完全实现。在文革中,毛泽东反复地批判宋江,打倒孔子。因为宋江一手将他的梁山理想国毁灭了;儒家的精英政治、科举文化、家国伦理,都是毛泽东政治理想的致命死敌。

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后来在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国家实现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波博)在毛泽东秘密筹划文革的1965至1966年,连续数月在北京居住,是毛泽东耳提面命的好学生。毛泽东指派张春桥帮助波尔布特起草“社会主义宪法”,全面贯彻那一套毛式山寨国的宏伟理想。波尔布特果然在柬埔寨推行比中国更左的政策。中国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柬埔寨索性取消了所有城市,以暴力强迫全体市民下乡,废除货币,废除夫妻家庭关系,真正把柬埔寨打造成了超级山寨国。红色高棉的极左暴行,从1975至1979年的三年零八个月里,造成至少180万人死亡,而柬埔寨当年全国人口不过840多万。

中共左派著名元老陈云的党内地位仅次于邓小平,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在中国建国以后,只要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用他那山寨政治头脑直接干预行政或经济管理,全国局面立即就是一片混乱:大跃进、文革这些残局,最终需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官员来帮忙收拾。

在1990年代以后,中国又出现了某些自称高举毛主席旗帜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管理方式,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教义是背道而驰的,比如河南著名的南街村,其经济发展实际上严重依赖廉价的外来劳工,外来劳工的收入永低于本地村民的收入。再比如薄熙来在2007至2012年主政重庆时期,公开实行“对外开放高地”战略,仅2009年就引进了40亿美元的外资,总量居于中国中西部之首。薄熙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似乎另有政治图谋。

政坛的双刃剑

毛泽东思想在其身后近40年香火不断,但是毛泽东亲手设计的高层权力架构,却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土崩瓦解。1976年的四人帮垮台,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政敌如何强大,而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华国峰、汪东兴、张玉凤,同江青、张春桥这两个派系产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江青等人于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第二天,仍然处于政治“禁锢”状态的邓小平,才从女婿贺平那儿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为了防止窃听,邓小平全家六个人聚集在厕所里,打开自来水,聆听这个惊人的小道消息。

派别的内争,撕裂了毛泽东对身后的权力布局方案,邓小平终于在次年复出,并在1978年掌控中央全局。中共的政权从此由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各大派系官员平衡掌权,集体领导。毛泽东信任的华国峰、汪东兴、陈永贵等人被彻底逐出权力中心。

但是邓小平却不敢否定毛泽东思想,他担心会因此而否定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邓小平在1960年代亲自主持了九评苏共的论战,给赫鲁晓夫贴上苏修的标签,他也不愿意人们将他看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赫鲁晓夫早在1956年就否定了斯大林,却没有导致苏共立即垮台。

毛泽东思想是一把双刃剑。在毛泽东之后的几代中共领导人,都在全力推动私营和外资经济。根据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中国2012年的基尼系数是0.474,而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都在0.24至0.4之间,比如日本是0.376、澳大利亚0.303、德国0.27、台湾是0.342,最高的美国是0.45。今日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大国。在贫富悬殊的中国宣扬毛泽东的均贫富,反精英的政治理想,必然引起数千万人的共鸣,用毛主席体来表达,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1939年给斯大林祝寿时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中国庞大的拥毛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正是要利用毛泽东的极左思想作为造反利器,击破当前中共权力分配格局。而中共高层囿于政权合法性顾虑,只能坐视真假毛派势力在朝野间不断坐大,形成对现政权的强大压力。

从邓小平时代起,改革也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新源泉,但是时至今日,中共政权深怕政治改革会带来“和平演变”,对一切政改呼声如临大敌;另一方面却对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视而不见。中共高层深信,苏联的解体,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造成的。却没有人注意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因,其实是苏共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军事政变,导致苏共中央对全局失去控制力。在讨论政改风险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如果戈尔巴乔夫只推动经济开放,不作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保守派就不会政变吗?这个问题有赫鲁晓夫因政变而下台的前例;第二,如果保守派没有政变机会,苏共中央仍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是否有能力平稳推进自上而下的政改?在苏联之后,亚洲的韩国,台湾和缅甸均实现了平稳的民主转型。

2009年,新加坡女作家林宝音询问,执政党如果在大选中失去政权,是否会动用军队?李光耀在回答中,引用了英国政治家拉斯基的话: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允许重大变革,就一定会导致暴力革命。

许多中国人对《共产党宣言》的开篇第一句耳熟能详。这句话中spectre和haunt这两个词不容易翻译。当年中共政治局常委博古亲自动手重译。在官方政治教材中,这句名言有多个版本。1995年中央编译局的最终译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作为共产主义的山寨版,毛泽东思想再次在中国游荡。

作者就职于一家国际财产保险公司

平均主义与反智主义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中下阶层,都会产生无可抗拒的吸引力。

责任编辑:黄敏
来源: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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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