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作为“68一代”，太理解知青的情感了
现任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潘鸣啸，并不算一位活跃度很高的汉学家，不过，他的代表作《失落的一代》静悄悄地出版，三年来不声不响地卖了十万多册，证明中国人对“上山下乡”的历史依然不乏热情。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教授说，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一代人对乡村的情况有所了解，就是在“上山下乡”期间。他是这一运动的研究者，著有代表作《失落的一代》，研究机缘则来自 70 年代，潘鸣啸在香港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老知青，而更大的心理背景，则是他刚刚走出 1968 年欧美左派革命失败的阴影，萌发了到中国 “求道”的渴望。在 “五月风暴”后的法国，批判性政治重归沉寂，让潘鸣啸和一批同仁对号称“摧毁官僚主义”的“文革”心折不已，由于无法在国内学到正宗的中文，他就利用打工所挣的钱飞到香港，打算先学起来，找机会再进入当时还无法前往的红色圣地——北京。
潘鸣啸本有一个研究儒教的计划，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彪出逃并坠机的消息传到了香港，这个震动不逊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全球拥苏派的打击。潘鸣啸无法不感到失望。当然，身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局外人，他不会像红卫兵们那样，迅速接受一套更新过的、剔除掉“亲密战友”的领袖话语，而是关心起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当“批林批孔”运动旋即展开，他看到的也不只是如梦初醒的中国青年对“林彪集团”的清算，而是越发产生了好奇：批判林彪尚可理解，为何还要扯上孔夫子？
（上图：知青中有不少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生命，成为“烈士”。这是一个出殡的场面）
各种疑窦集中到一起，促使他放弃了原先的打算，转而关注当下发生的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他在设法理解“文革”的过程中找到的一个入口，一个机会。知青一代的情感表达，常让他感到心有戚戚，他太理解那些人，他们投身一个有着美好目标的集体事件，率真的热忱同巴黎那些占领大学、包围国会的学生如出一辙；“68 一代”一直是一个偏褒义的概念，那代人心里的“无愧青春”之感，比起中国知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潘鸣啸从未削弱过对知青心理之畸态的、乡愿的一面的观察。后来在《失落的一代》的题记中，他引录了舒婷作于 1980 年的诗《一代人的呼声》：“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这些句子，在他看来是对知青一代内心矛盾的最佳揭示：舒婷本人是由衷说出这些话的，谈不上质疑和反思，正因如此，它才成为“一个经典病例的经典表达”。 
（上图：模范知青柴春泽带着同伴在东北的冰天雪地出工） 现任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潘鸣啸，并不算一位活跃度很高的汉学家，不过，他的代表作《失落的一代》静悄悄地出版，三年来不声不响地卖了十万多册（不包括早两年在香港出的繁体字版），证明中国人对“上山下乡”的历史依然不乏热情。与人们最熟知的“文革”景观相比，“上山下乡”这一插曲不太残酷，不太悲惨，但足够疯狂；它本来就有一种狂欢的属性，又因为狂欢的人群迅速瓦解而增加了喜剧性，然后，如潘鸣啸所观察到的，大量的知青不肯承认自己荒废了光阴，反而引以为豪，而他们的儿女往往浑然不知，无法接触到真实的体验和记忆，这些后续现象让“上山下乡”变成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出中国人，至少是那一代中国人，其政治思维和心智里的某些缺漏，某些沉疴痼疾。在谈到中国人对历史与政治的评论，以及对个人经历的检讨时，潘鸣啸经常以“思维混乱”作评，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例如派性、利益或者面子——拒绝使用理性与常识的标准：他们不真诚，浮躁，选择性失明或失忆。 
（上图：知青模范朱克家在云南的一个村子，帮助少数民族青年学习） 这次专访，原欲以乡村建设为主题，但一上来就进入到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我多次问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病”，为人平和的潘教授答说，这与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他也说，这场运动带来了一些正面的遗产。在那些他最早接触到的知青身上，他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东西，研究这代人的价值，并不是为了否定他们。 《外滩画报》：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是不是可以和中国文人的一些特性联系起来研究？我们经常埋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缺陷，比如容易屈从于权力，彼此不团结，似乎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传统…… 
（上图：接受再教育——这些城市女青年参加生产劳动磨练自己） 潘鸣啸：批判知识分子在中国是有的，屈原就是最早的代表。问题是，做批判者的代价比较大。有时两边差别不大，有共识，却无法沟通：一方说另一方是想得到什么好处，另一方又反指这一方是“为批评而批评”。有些人想打破这个僵局，但他们遭到两边同时的不信任。 跟 80 年代有些不同的是，现在的主流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研究员，他们的待遇很不错，不像那时的知识分子，威望很高，工资却跟普通工人差不多。我的一些认识 30 年的老友，他们比我富裕得多，他们已不是无产阶级了，对自己说的话会权衡再三。 
（上图：这张照片的目的就是要显示出农民与知青的融洽关系） 《外滩画报》：法国知识分子似乎也有类似的毛病？ 潘鸣啸：法国文人虽然爱争论，但好在他们对制度的争议不大。他们会针对具体的政策、做法来讨论，你说一句话，另一个人完全反驳你的看法，都没有什么问题，这就叫自由的言说，空间自由了，就不会产生太激烈的矛盾。比如阿隆和加缪，两人的态度和想法不同，但两人都有价值，没有一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真理。你看加缪的言论，他从没说过自己说的是真理，他也会专心地听别人讲话。 
（上图：玩乐器是知青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但是他们很少能组成乐队） 《外滩画报》：我与欧美“68 一代”有过交流，他们说，1968 年的正面遗产是：左派对权力持久的批判，实行直接民主。 潘鸣啸：“上山下乡”一代与我们“68 一代”很不一样，我们是自发地参加运动。虽然我们后来觉得自己当年很幼稚，革命没有成功，但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对社会有贡献。当时我们的模式就是巴黎公社的，推举直接民主，这在现代国家中的确很难实现。但现在还是有人在做这类实验，这很好，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乌托邦理想，不能没有对现状的批判和实践，非暴力的，非强制的，就可以。 中国那一代就不同了，虽然红卫兵有纯真的热情，但他们的使命不是自己给的。那些留恋农村时代的人，我都觉得他们太片面，他们很容易失去记忆：当时没有多少人不想方设法回城，如果你觉得那个好，为啥不留在农村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法]潘鸣啸著 繁体字版由香港中文大学 2008 年 12 月出版 简体字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那代人有两种怀旧，一种是回城而没有成功的人，找不到好工作，当了个国营单位的工人后来又下岗，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便会留恋年轻时，说自己曾经有过价值；另一种就是成功者，他们提及当初的知青生涯，是给自己增加资本：他们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是自己现在的成因和铺垫，说“我成功是因为当初的苦难”，等等。其实这两者没有什么联系。 恢复高考那时，那批上了大学的知青后来成了比较优秀的人，他们的确因为知青经历而变得真诚，而且他们本来已经不相信自己还有深造的机会，一有机会就十分刻苦，只有这个还能算是知青运动的积极成果，而大多数人都是受损失的，失去了念书的机会。 
（上图：在收割打场的季节，劳动强度以及工作时间的长度是无限的） 《外滩画报》：你说到，知青们自己最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到 1968 年底，知青就不怎么狂热了，每个人都要生活，都在考虑个人前途。大众都“明白”之后，还能做什么？ 潘鸣啸：大部分知青，一到“流放地”就明白了，马上就在琢磨回城，因为受不了嘛。他们根本没想到农村这么落后，跟学校教育里描述的东西完全不相干，而且真正的农民也不像宣传中所说的贫下中农那样。有一些人到了林彪坠机事件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这是他们心理发展的一个过程。 在农村，物质条件差，精神生活更加单调，人无法发展自己的才能，怎么受得了呢？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太大了，所以人们也就不择手段地想要回来。为了回城，他们会说些假话，说自己多想“一辈子扎根”之类，就为了表现好些被推荐回城，还有人弄虚作假，贿赂医生等等。人们一“明白”，立刻作鸟兽散。那时很多干部、医生，利用这种集体性的愿望攫取利益。 
（上图：为了防范苏联可能随时侵犯中国边境，北方军垦农场的知青都得参加射击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