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西方误判中国的两个迷思

从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角拱手让给中国国家主席，到媒体对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的铺天盖地的政治解读，中国这个崛起中的东方巨人正在强势渗透西方的政治话语。不幸的是，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话语却产生于一个完全错位的范式。

自1989年以来，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主流观点可大致归纳为两种理论流派，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建立一个必须包含中国在内的普世性世界秩序，然而却推崇截然相反的对华政策导向。第一个流派是预测中国将全盘崩溃的“崩溃临近派”，其中坚力量是“冷战勇士”们。他们认为，在中国由贫穷的农耕国家向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充满镇痛的转型过程中，一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根本无法管理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冲突。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们主张西方联盟遏制中国，加速这个他们视为由非法性政权统治的威胁性大国的崩塌。另一个流派是由“拥抱熊猫”的普世主义者组成的“和平演变派”。他们预测“中国终将变得和我们一样”，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接受资本主义，中国政治体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选举民主。他们主张西方应增加与中国的接触，以催化这一演变。

在这两种思想流派指引下，西方知识界和决策层经历着可谓是当代世界上意义最重大的变局，暨中国的重返世界强国之列。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交出的成绩单并不理想。

崩溃临近派的基本假设包括：中共死守着苏俄版的僵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行着独裁统治；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缺乏适应中国社会高速现代化的能力；大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将很快爆发，这个政党国家最终必将遭遇与苏联亡党亡国同样的命运；中国崩溃之时，便是西方扫除最后一块意识形态绊脚石，彻底实现普世秩序之日。

然而，数十年来，冷战勇士们不得不反复修改预言，一次次推延中国崩溃的日期。他们到底错在哪里？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压抑或抵抗现代化，反而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通常被政治学者和评论家们视为专属于民主体制的自我纠错能力，竟成了中共治国的特色。在共产党治理中国这个世界规模最大、变化最快的国家的数十年中，其政策调整范围之广、改进力度之大，现代历史上无出其右者。中共最近取得的成就，是引领中国完成了由中央计划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复杂转型， 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在此失败了。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得了巨大提升，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正因为中共取得了这样的执政业绩，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党的领导。中共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体制的内在因素。数十年来，中共已发展出一套训练、考研、选拔国家领导人的机制。当今世界无数国家实施了被包装成灵丹妙药的民主选举，而国家却停滞不前。中国通过选贤任能的选拔机制所取得的成就让它们望尘莫及。

不仅主张“中国崩溃论”的预言家们陷入了尴尬境地，那些普世主义者心中更是五味杂陈，因为中国并未如他们言之凿凿地预测过那样，向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演变。这派人的坚定信念，建立在后冷战时代的宏大叙事指引下：苏联崩溃以后，世界将在统一的全球秩序下趋同，西方的价值将成为普世价值；西方的标准将成为普世标准。确实，许多国家在这一宏大叙事前屈服了，在全球化的逼迫下，它们走上了充满艰难甚至暴力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型的道路。

然而，中国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在中国共产党大刀阔斧地开启改革时，中国已具有高度的民族独立和政治自主权，而这种独立性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中国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全球化大潮。一党领导制在中国不但依旧稳如磐石，而且中共的体制更加成熟，实力更加雄厚了。中共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在最大程度上为本国人民谋取利益。外国公司只有在对华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的条件下才能获得中国市场的准入权，为中国工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高新科技。中共在市场力量之上行使政治职权，在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入。

对和平演变派来说，“他们终将变得和我们一样”的美梦已经化作了泡影。在冷战结束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受到西方物质成功的迷惑，一味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置本国本民族文化根基和历史环境于不顾。如今，除了极少数个例之外，绝大多数引入选举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都仍在贫穷和内乱中挣扎。就连发达国家，政治傲慢和过度扩张也使得它们陷入了政治瘫痪、经济停滞的厄运。铁一般的事实是：从华盛顿到开罗，民主政治正面临四面楚歌。如今，就连最天真的“拥抱熊猫者”也无法继续幻想中国会跟着上当。

如果西方希望与中国理性地交往，就必须转换陈腐的思想范式。或许这样的转变将为西方与世界的接触提供新观念，甚至能帮助西方思考和解决自身的从从困境。

西方如欲重新审视它们的中国观，最好能先理解中国不是什么。中国既不是一个革命型国家，也不是扩张性国家。之所以说中国不是革命型国家，是因为中国与近代西方不同，在国际舞台上不是一个受意识形态主导的行为体，对价值观或执政理念的输出不感兴趣。即使其利益早已扩张至全世界（请勿误读，中国必定会全力捍卫其海外利益），中国也不会主动试图改变其它国家的内部动态。之所以说中国不是扩张性国家，是因为中华文明没有对外扩张的基因。以人类历史上众多的帝国相比，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即使在鼎盛时期也很少大规模对外侵略。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向心的，而非普世的。在现实中，中国相当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自身规模庞大，即使不能完全接受当前的全球结构，也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从自身利益出发，克制和谨慎将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过程中的座右铭。

历史上，由于现行国际结构未能与新兴崛起的大国有效地协调和博弈而发生冲突的悲剧无可胜数。但中国的崛起有可能走出这一宿命。给中国一点时间和空间，继续走适合这个古老民族的道路，世界可拭目以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味强迫世界按照西方设计的方案走向收敛归一的趋同，已经让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调整心态，尊重世界的多元，或许将为更加和谐、更可持续的趋同做下良好的铺垫。

李世默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作者近日在英国牛津大学学生会演讲内容。英文及中文全文刊发在《耶鲁全球》杂志及同名网站。（翻页查看英文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