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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触动利益缘何难于触及灵魂

2013-11-08 10:23:27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触及灵魂”,只要思想想通了,就可以顺利执行;但是“触动利益”,即便是想通了,既得利益者也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哪怕这个利益是不合理的。所以,触动利益当然比触及灵魂还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过去很少看到这样的论述,可见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重视。李克强总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明执政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既得利益对于改革的阻碍作用,说明中央已经开始准备触动这些既得利益。这对于执政者的理念创新,有着重大标志性的意义。

作为学者,对既得利益对改革阻碍作用看得较重,这可以理解;关键是作为领导,特别是执政者,他们对这个问题看得多重,就决定了他们采取措施、进行改革的坚定性。现在提出来,是一个很好的趋向。我认为,同别的事情一样,提出来,就是成功了一半;既然提出来了,就说明有决心付诸行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理由乐观期待。

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道理非常清楚,认识起来也不难。比如,改不改革,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论证。一旦道理讲通了,那就坚定了改革的信念,所谓的“触及灵魂”也就解决了。但既得利益不同,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他们不会放弃利益,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利益才是根本。我们即使把道理说透了,他们也不会把利益拿出来。相反,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明知荒谬、站不住脚的借口,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触及灵魂”,只要思想想通了,就可以顺利执行;但是“触动利益”,即便是想通了,既得利益者也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哪怕这个利益是不合理的。所以,触动利益当然比触及灵魂还难。

当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改革“三公消费”的状况便很能说明问题。从理论上讲,无论以党的性质来衡量,还是按党的宗旨来要求,或是从执政成本上来考虑,“三公消费”都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降解”着公众的信任度。关于“三公消费”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对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恐怕已经不存在认识上的障碍。然而,这方面改革的进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确认无误的一条,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消极、拖延。长期的“三公消费”,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链。只有打破这些链条,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希望。

改革就得触动利益,进行权力的调整。权力结构的调整,必须从全党、全国的角度去考虑。我认为,党中央正是从全党、全国的角度去推进改革,这一点特别好。现在碰到了既得利益,那就是一个胆量问题了,道理上没什么好说的,不要轻信那些改革风险的说法,有许多都是在为不改革找理由。要真干,就得拿出勇气来。现在虽然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但是还不存在其他更有影响、更值得百姓信任的党派。应该赶快趁这个机会推进改革。若是等其他力量羽翼渐丰,再改革,就来不及了。现在改革正当时!

不去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作出明确限制,很难取信于民

实际上,既得利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存在。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有自己的规律。但对市场经济完全自由放任也不行,要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然而政府的干预又必然会形成一些部门利益。比如审批权,审批权就可以自由裁量,这里面自然就有很多利益分割的问题。

再比如,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肯定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介入经济当中,本来应该管政府管不了、老百姓做不好、又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国有企业介入经济之后,却和其他企业形成竞争,并且凭借着垄断地位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权,形成了一种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就是既得利益。对这种不当得利,就应该遏制。这些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应该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来克服。

现在比较可怕的是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既得利益。因为政治领域,很多方面不是直接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是权力问题。权力背后沉淀的是利益。权力配置背后是各种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同于正常的利益分配。比如让一个人管组织,让另外一个人管宣传,组织、宣传工作的内容不存在合不合理的问题,只要去规范各自的具体职能就可以了。问题是,一旦这些具体职能成为权力,它们就会发生边界的扩张。只要不限制这些权力,它们的边界就会不停地扩张,产生很多越过边界的权力。这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些类似行政审批权的因素在里面,形成了寻租的一些空间,导致了权力的滥用。由权力滥用导致的这种既得利益,如何去规范,更加重要。

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不仅仅使权力运行状况不佳,而且还会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今天的改革已然到了一个关节点:不去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作出明确限制,很难取信于民。这种既得利益,恐怕是以后改革要去破解的一个很重要的难题。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还必须改变某些政治理念。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触动既得利益,改的风险,要远远小于不改的风险

我认为,触动既得利益,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既得利益,风险肯定是存在的,因为这么长时间不合理的机制运行,沉淀出来的利益肯定极其巨大。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触动这些利益,肯定要冒着人们对党的信任进一步下降的风险。但问题是,如果不改,党的威信会更加下滑。这就必须有一个选择。是下决心改革,虽然在改革中威信可能继续下降,甚至降到谷底,但最终会逐步回升;还是因为害怕公信力下降,出现各种风险,便遮着盖着,不去解决,那就只能无能为力地等待危机最后爆发。两条路何去何从?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

应当承认,近几年来党的公信力是在下降,不是上升。这说明老百姓对执政党的信任在流失。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怎么止跌回升?不下猛药,不想方设法动大手术,恐怕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从反腐败方面切入是非常适宜的。

尽管腐败已经很严重了,但如果说,多数官员都腐败得一塌糊涂,我还是不认同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多数干部还是清廉的。对于腐败官员,我们也得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在腐败官员中,真正贪婪、主动腐败的干部应该是少数;多数干部是有责任感的。而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腐败的氛围,很多干部不得不参与其中。若是不参与其中,你就是另类,按照潜规则,很可能就会被排挤“出局”。于是,很多干部实际上是“不得已”参与了腐败。对于这种不同情况的腐败,还应该有所区分的。

近期,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很多,实行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如果一下子全部公开,确实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比如股票发行之初,很多人都不愿意买,干部买了,现在收益几十倍、成百倍增长。类似这样的情况,若是一下子全部公开,老百姓肯定会哗然。对此,我主张,可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谁想继续得到提升,谁想参与到选拔竞争中,谁就公开;谁若是觉得自己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公开了财产可能使自己处在被动辩护的地位,不想公开,也行,但有一条:你也就自动选择了放弃晋升机会。如何抉择,可以让干部自己权衡。实际上,中央已经在慢慢地开始做了。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陆续地把自己的家底、情况透露出来。新的中央领导,就得有点新气象。从这个角度来说,风险是有的,但是风险是可以降低的。关键在于,改的风险,要远远小于不改的风险。

再者,“改革风险大”的说法,恐怕也有些贪官在里面兴风作浪。有些贪官总是想制造点舆论,保护自己的不合法利益。改革者不能让他们左右。如果被他们左右,岂不等于党被贪官绑架了?有人说,如果财产公开,会对党的执政造成威胁。这就是公开地绑架党。

改革顶层设计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的膨胀。强调改革顶层设计,强调改革进入打“攻坚战”阶段,就是要“攻”调整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膨胀这个“坚”。尽管调整权力和利益格局、触动既得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体制内的阻力,但执政党只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这些障碍和阻力,改革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离开了这一点,无论谈改革,还是谈顶层设计,都没有实质性意义。

改革需要政治勇气,因为需要改的就是党自身,是我们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承认风险,又不为风险吓住,就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在这方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前的南方谈话,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固然,这首先是因为邓小平对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简明而深刻,但其中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谈话体现出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这种勇气和精神贯通“谈话”始终,是支撑“谈话”的灵魂和主心骨。正是受这种勇气和精神的鼓舞,我国改革开放才又掀起高潮,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今天的改革,更需要我们有政治勇气。因为随着改革纵深发展,遇到的挑战、风险和考验都会比过去更严峻、更尖锐、更巨大。而且改革需要改的就是党自身,是我们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限制自己的执政权力,割舍自己因执政获得的好处,健康、纯洁自己的队伍。我们不妨说,这需要那种“壮士断腕”的勇气。“断腕”,就肯定不像除去伤痂或指甲、头屑那么心情愉悦,也不像蜥蜴断尾或海参吐心那么简单、轻而易举,施一个“金蝉脱壳计”便度过危机,还可以照常生存。

有人说,党本身就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怎么可能给自己下猛药,自己改革自己?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党的高层要对整个党负责,这是重大政治责任,这是来自上层的动力。

其次,党内广大地方和基层的干部,直接承受着党内存在突出问题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中,他们要直接面对冲突和危险。即使从降低生存风险的角度,他们也有动力要求改革,改变现状。事实上,广大地方和基层也作了很多富有成果的尝试。这些尝试,不仅仅是在解决他们自己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也是在为整个改革探路。邓小平说过,我们党的好政策不是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在自己的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尝试总结出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把这些经验加以提升,才有正确的政策。执政党要给改革者以更大的探索空间,让他们有机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所以,从高层到基层,都有改革的动力。倒是一些有既得利益的部门,享受着体制带来的好处,不需要面对风险的挑战,又可以把责任推到下面去,因而可能会对改革持冷淡态度,甚至成为阻碍。这三种力量会形成博弈。

我通过博弈,进步和改革的力量占上风,以推动改革,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当前,从党内到党外,都有危机感,感觉时不我待,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能有一个新的局面。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人民论坛记者马静根据采访整理)

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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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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