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茅于轼先生商榷
近年来茅于轼老先生经常碰到一些烦心事,先是在沈阳演讲时台下有人大声与茅先生争论,使演讲几乎中断,然后是在长沙的演讲会因有人游行反对而取消。在接受某报采访时,茅先生感到很委屈,说自己曾经为社会先后捐出上百万资金,不应该受到这种对待。为什么茅先生做了如此多的好事却还被很多人骂,在此笔者想对茅老先生的一些观点和言论进行商榷。
文革再次发生的问题 茅先生在很多场合都提到文革在中国有可能重新发生,为此还列举了很多事实,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重复(以下同)。笔者是文革过来人,依笔者看,文革有两个特点:其一,迄今为止,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群众参与度最高的一次运动,即使在非常偏远地区的农民都全心全意的参加其中,然而,经过文革的教训,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文革是错误的,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这种认识并无明显改变。从全国人民狂热的参与到全国人民都反对,请问文革再次发生的群众基础在哪里?文革的第二个特点,或者说最关键的是,文革是由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各级领导的运动,正如“十六条”所说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遭受到严重影响和损失,但是受累最深,损失最大的还是共产党本身,可以说,从头颅到四肢,从内脏到皮肤,无一幸免,尤其是各级领导,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或长或短的当过“走资派”。之所以文革能够发生,和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里的绝对权威有直接关系,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取消了职务终身制,并且,党中央领导体制亦变成集体领导体制,从这个意义上,今后不会再出现“新”毛泽东了。更重要的是,被文革弄得遍体鳞伤的中国共产党还可能再搞一次类似的革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领导,没有核心,更没有群众基础,文革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在哪里?茅先生在鼓吹文革会再次发生时,似乎忘记了这两个关键点,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有其它目的。不可否认,目前有些人在网上发表对文革持正面看法的文章,这些人的数量极少,绝不是像茅先生所说的什么“超过半数”,其文章的内容也从未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而更多的人在网上不同程度的说文革的好话,主要原因是对目前严重的“吏治腐败”现象不满,茶余饭后发发牢骚而已。
毛泽东与现行的体制问题 茅先生在一系列言论中有一个“亮点”,就是全面否定毛泽东。开国大将黄克诚1959年挨整,文革中差点被整死,而恢复工作后却不同意全面否定毛泽东,照说,黄将军的仇恨应该比茅先生大,但观点和茅先生却差别天大。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毛泽东不是一个人,是复数,是毛泽东们,这个们是指中国共产党,是指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是指中国现行的国家政治制度。茅先生全面否定毛泽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只是茅先生手里的一杆枪,枪的目标是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茅先生希望用西方现行的民主体制取代中国的现行体制。当今的中国,任何人对国家体制有不同看法,都可以自由发表,茅先生提倡用西方的政治体制来代替我们现有体制的行为本身不应该受到批评或指责。不过,绝大多数中国人和茅先生的想法不大一样,当今的中国人没有了上世纪初的那种愚昧,也没有文革时的狂热,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对未来既充满信心,又更加实际。共产党或许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伟大,正确,但它的确是历史的选择。举例来说,假设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不称帝,而是同孙中山搞“议会斗争”,会有后来的共产党吗?茅先生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不行,那么台湾那个娘娘腔行吗?“89”后跑到美国的那些民运领袖行吗?客观的看,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有共产党所具有的领导国家的实力和能力。茅先生鼓吹西方的政治体制好,但是怎么就治不好像印度,菲律宾等等国家的病呢?俄罗斯如果不是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恐怕现在还没有从“休克疗法”里缓过气来。退一万步讲,西方的体制比我们的好,我们应该换,怎么个换法?是再来一次国内战争,还是一场文化革命?对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共产党都认为有很多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老百姓追求更加幸福生活的目标无法实现,不改革,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会有危险,有可能比今天台湾的国民党还糟,改革的的确确是全社会的共识。另一个社会共识就是改革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要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序的向前推进。有人说,现在的改革就是共产党的改革,或者说改革共产党,笔者比较赞同此说法,近年来这种改革进程比较缓慢,原因就在于此。只要大家有信心,敢于实践,同时也有一点耐心,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向绝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形成的最终模式(如果有的话)会是何种形态,是现在就给它定一个框框,还是一个不断的实践,成形,再实践,再成形的过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后者。
18亿亩耕地红线问题 茅先生的经济研究所搞过一个课题,对我国是否一定要保持18亿亩耕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笔者没有看到研究报告的全文,据茅先生介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中国的耕地减少到多少,10亿亩,5亿亩,中国所需的粮食都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不会出现粮食短缺。对于某些人质疑某些粮食出口大国,比如美国是否会通过粮食问题来卡压中国,茅先生的看法也是否定的。茅先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据了解,我国已经从战略上放弃了发展大豆种植业,改为进口大豆替代,多年实践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出现被人卡脖子的事。不过,仅从不会被人卡脖子来否定设立耕地红线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确立18亿亩耕地红线是国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国家战略,所涉及的因素就不会是一个两个。笔者仅从普通常识的角度提几个问题供茅先生参考:随着城镇化进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定居,农村出现了土地闲置的情况,对此,正通过多种措施搞土地集约化经营,而土地集约化经营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发生质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显著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耕地红线作保证。如果放弃耕地红线,任由进口粮食来冲击我们,是否会使正在进行的土地集约化过程受到毁灭性打击,从战略上影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这是一。第二,保护耕地不仅是粮食问题,也是保护环境,国内现在出现的环境状况恶化情况,无论是杭嘉湖平原,珠三角,还是华北平原,很多都和耕地减少有关。最典型的例子是四川成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使川西平原的耕地锐减,这个曾经极富田园风光的美丽城市,变成了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十个城市之一。耕地和环境的关系,是否在茅先生的研究里被考虑到?第三,中国的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过度到速度稍慢的平稳发展阶段,但同时就业压力并不轻松,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此时如果进口粮食过多,肯定会使从全局上安排和解决就业问题更加棘手,处理不好甚至有可能引起社会稳定问题。国家战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战略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公民的社会责任使然,值得称道,不过要避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是目前中日关系的一个焦点,也可能是中日关系史的一个转折,国内舆论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茅先生能够提出不同于主流的独立见解,勇气可嘉。依茅先生的意思,钓鱼岛是荒岛,无人居住,也没有GDP,没有必要去争,如果此话放到日本购岛闹剧之前,和中国政府所提的“主权搁置,共同开发”还是很吻合的。1972年中日建交时,双方同意搁置钓鱼岛争议是因各有所求,日本想中国的大市场,中国国力弱,又希望和西方搞好关系以对抗苏联,以后更需要日本的技术和资金来发展经济,各自的需求使中日保持了几乎40年的良好关系,也各有所得。购岛危机后,国内有些人就非常担心此问题闹大了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茅先生也是这样,甚至提出钓鱼岛是一个与人民利益无关的国家利益(随后讨论)。但是,今天的钓鱼岛问题已经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节点,而不是像茅先生等所想的那种枝末细节,只和金钱有关。回看近代中日关系史,用稍微极端一点的语言简单归纳,就是准备战争时期和战争时期,这是由地缘政治因素所决定的,到今天这些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变。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无论过去哪个时期,中国均处于防御态势而日本处于进攻态势。而从中国对钓鱼岛事件采取反制措施起,不仅在钓鱼岛争端里中日进入了相持阶段,更重要的是在中日两国关系上,中国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相持是因美国等参与),这是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地缘上看,中国的北部和南部陆地边境都比较稳定,西面和印度有领土争议但不会引起大的冲突,陆地边境虽然稳定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最大的空间还是在东面和南面的海洋,不仅是中国天量的进出口贸易要依靠海洋,海洋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之一。随着大陆综合国力的巨大进步,台湾回归虽不说指日可待,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也是越来越小。南海地区的几个小国虽然抢先动手占了一点便宜,因国力弱小,不可能对中国制造太大的麻烦,一旦我们需要,即使不说让其将吃进嘴里的东西吐出来,要占更多便宜的事情是没有的。这样数下来,我们在东面的对手只有日本(美国也是,主要是后台支持),地缘政治就是这样,你想躲也躲不了。在钓鱼岛采取的反制措施,是中国的战略行为,绝不是像茅先生所说的为一点点GDP,首先,结束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其范围既包括岛屿,也涉及到周围大片海域;其次,对南海某些国家制造麻烦形成震慑;其三,对两岸统一起到正面影响;第四,对美国“重返亚洲”进行反制。那么中日两国今后是否依然处于战争准备阶段呢,笔者认为是的,只是战争的定义和范围扩大了,从纯军事政治扩大到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我们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建立有利于我方的国际态势,其次才是具体的军事工作,我们准备的越充分,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军事冲突是否会爆发,也要看双方在争端中的应对是否得当,从钓鱼岛购岛危机以来,中国政府采取后发制人,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所以请茅先生不必紧张。
汉奸问题 汉奸的事,本不应该成为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就以叛国罪惩罚过一些人,有杀头的,有坐牢的,新中国建立后多是把汉奸罪划到反革命罪里惩罚的,可见中国社会对汉奸认识的一致性。当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社会关系很复杂的国家,当汉奸的人也是各种各样,他们成为汉奸的原因更是五花八门。他们有原来的社会名流,高级将领,也有地痞流氓,瘪三混混,他们可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产,保存自己的实力,也可能是混口饭吃,乘乱发财。这些人当了汉奸之后,有只挂名而并未做任何对不起祖宗的事,也有紧跟日寇,肆意屠杀抗日军民者,当然也有奉行“曲线救国”之辈。从法律的角度,某人“汉奸罪”是否成立与其当汉奸的原因是无关的,一旦罪名成立,在量刑时,有可能考虑其当汉奸的原因是否“合理”,当然更主要的是看其当汉奸后的所作所为(后者也是罪名成立与否的依据)。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无论是“挂名”汉奸,还是铁杆汉奸,都做了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程度差异另说。这些都是普通常识。回首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工人,士兵中都涌现出了很多英雄烈士,他们的光辉业绩值得我们一代代的歌颂,他们的不朽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发扬,这也是普通常识。显然,茅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似乎我们对抗日英雄的歌颂多了,他们的精神也传承得多了。茅先生现在关心的是汉奸,因为汉奸中有很多“好人”,他们当汉奸是“为了人民”等。依茅先生的意思,这些人似乎应该“平反”。无独有偶,最近我们的那位邻居就出来呼应茅先生,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侵略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联合国等对侵略的定义不一定正确,可以有别的认识。既然那边否认侵略,茅先生这里何来的汉奸?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会问,茅先生,你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国家问题 茅先生对国家问题的观点,如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不同(茅先生还分出一个政治家利益,为叙述方便,此处忽略),国家利益都是国家制造出来的,和普通百姓无关,人民利益大于国家利益,国家如果不对老百姓好,这个国家就毫无意义等。其实社会上有人说得更直白,例如,不能为腐败的国家和体制卖命等等,茅先生的东西就像是把这些直白的,不太雅观的理论化。理论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不同的,这并非茅先生的发明,笔者在上小学时就知道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客观的说,中国这个国家对老百姓历来就不是很好,或者说很不好,历史上,皇帝是天子,百姓是子民,两者的利益闹僵了,就有陈胜吴广。到了后来,有黄河花园口掘堤,有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所以也有了汪精卫投敌叛国,为虎作伥,有了马思聪的惹不起,我躲得起。这些似乎都是茅先生的论据。另一方面,却有像孙中山已经躲出去了还三番五次回国“找死”,有黄花岗72烈士,有八女投江,有彭德怀的“万言书”,有张志新的“死谏”,有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诗海。今天,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和个人“不相干”的国家大事里,有检举贪官污吏的,有捐资办学的,也有像茅先生这样对国家战略提出质疑的,等等。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说明两种利益的确存在区别,但也不像茅先生只强调两者的对立性,而是有很大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密不可分。没有美国政府主导的石油价格和美元挂钩,现在普通美国人还能吃香的喝辣的?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烧了圆明园,城外的百姓仍然在草屋里喝粥,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全国各地“不相干”的老百姓都上街游行抗议。从唐山地震救援到汶川地震救援及灾后重建再到当前的芦山地震,我们所见的都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这些事实,茅先生看不到吗?今天的中国,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富裕是全社会的共识和追求,这些共识和追求既是国家利益,也是人民利益,它们如果是“国家”制造出来的?有何不妥呢?
当然,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肯定有不一致时,由于国家一般均处于强势地位,解决矛盾时,多由人民让步或妥协而成,如果矛盾激化就有可能出现冲突,历史上很多的起义和镇压就是最极端的表现,这也是茅先生诟病国家之处。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的强势地位在逐渐弱化,发生冲突的频率和烈度都在下降,比如在大城市里城管和游摊的冲突,虽依然常见,但越来越“温和”,城市开发中的强拆仍然有,规模和数量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再如最近发生在大连,宁波和厦门的反对PX化工项目事件,也说明了国家地位的弱化现象。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家机器依然比较强势,但是和30多年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如果仍用过去,甚至古代国家机器的状态来解释今天对国家机器的认识,作噱头可以,作论据不行。茅先生还有一个很有煽动性的地方就是人民利益大于国家利益,作为口号在大街上喊喊,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不过茅先生不是干宣传出身而是经济学家,他想的肯定不只是在街上喊喊。这种观点混淆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在国家政治时代,人民利益的实现只能通过两种形式:和平方式,如议会制,精英治国等;非和平方式,如武装起义,政权更迭等。无论何种形式,人民利益(直白一点,人民需求)都是通过国家机器实现的。茅先生强调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对立,简单强调人民利益大于国家利益在理论上是很荒缪的,在实践中只会制造麻烦。这里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重庆的城乡统筹发展改革,从2009年开始,重庆市政府安排进城农民工将户籍从农村转为城市居民,实行之初,政府要求农民转户之后,须将其承包地等农业资产交给国家,对此农民多表示反对,重庆市政府立即进行政策调整,取消此项规定,结果3年时间里有超过300万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的城乡二元化问题。希腊是第二个例子,也许是符合茅先生“利益观”的典型例子,为了满足希腊人民由勤劳(加入欧盟前)变为懒惰(加入欧盟后)的要求,希腊政府采取了寅吃卯粮的战略(不仅是吃希腊的卯粮,还吃德国的,法国的等等),现在国家几乎要被吃垮了。笔者强调,中国太过强势的国家机器需要弱化,但不能变成一个孱弱的政府,就像我们的某些邻居,保持一个强势的政府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民族复兴至关重要。
茅先生说得事情比较多,以上几个问题是引起公众争议最大的,对此,很多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有的话还说得比较重。笔者不同意那些说得太重的话,茅先生是老年人,我们应该尊重,中国现在还不是战争时期,可以自由说话,言者无罪。因为这几个问题,茅先生成了某些精英的代表,成为公众人物,和其他公众人物不同,茅先生是学者,而且是资深学者,所以,笔者建议茅先生是否考虑以下几点:公众人物应该注意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对当前的改革开放要输送自己的正能量而不是相反;公众人物对于社会问题不应随意发表评论,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学者型公众人物在谈论学术问题时,要慎重严谨,避免情绪化;公众人物要有道德底线。
后话 就茅先生的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说明自己的看法后,笔者还想就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些认识多说一句。新中国建国后,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政策,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处于“体制外”状态,属于要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而广受打压,在文革中则成了被“殃及的池鱼”而备受煎熬。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得到改变,当时,邓小平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多的还是一种希望,到今天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部分之一。这首先体现在数量上,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使知识分子的数量极大增加,某种意义上,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从文革前的精英变成了现在的“平头百姓”。其次,在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里已经“充斥”着知识分子,无论是何种“二代”,没个文凭就上不去,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体制的主流,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主流已经成为“体制内”,但有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仍然有意或无意的,间隙性或长期性的停留在“体制外”状态,这种情况本身无可厚非。但既然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今天的“体制外”和当年的“体制外”就有很大的不同,为节省篇幅,此不赘述。笔者想说的是,你可以保持体制外状态,但最好不要当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