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一百年前美国腐败现象频现的八个“推手”

《进步时代》 张国庆·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镀金时代及进步时代早期的腐败问题，是民众极大的心病，也是国家发展的瓶颈，在《限制掠夺之手》一文中，丽贝卡·梅尼斯指出了人们对腐败的忧虑和厌恶：（1）腐败会降低政府管理质量。政府一旦陷入腐败，那些支撑着经济增长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和教育）的供给就可能量少质次。（2）腐败会刺激政府官员对私有部门大肆干预，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腐败官员在颁发特许权和实施管制过程中会索贿受贿，向那些意欲操纵当地市场以谋取一己之利的企业大敲竹杠，阻碍私有部门的进入和投资。（3）腐败还会侵蚀警察局和法院，使其庇护犯罪，也会破坏私人合同的执行，降低财产安全性，进而影响投资信心。

造成这一时期腐败高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1用人腐败：考虑亲疏多过考量德行。

任人唯亲常常是腐败的源头，这一点在镀金时代的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格兰特总统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近乎灾难性地大搞裙带关系。他不仅把很多重要职务给了自己以前在军队的同僚，还应夫人的要求，任命她的一些“娘家人”做了大官。这也是他在组阁之初就招致舆论强烈反对的重要原因：内阁中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总统的亲戚就是他夫人的亲戚——竟至几十个之多。

其中最让人笑掉大牙的是对海军部部长阿道夫·博里的任命。博里是一个既无从政经验又无海军知识的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而这正是格兰特看重的。但问题是，海军部不仅重要，而且是专业性极强的地方，博里在这里根本就是丈二和尚，自己都觉得像个傀儡。结果，没过三个月他就主动辞职了。像这样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在格兰特时期比比皆是。对此，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愤怒地说：“美国正在遭受着一种如水肿病一般困扰着人们的裙带关系的折磨。”

由于任人唯亲，格兰特对官员品行的考量明显不足。尽管做了总统，但格兰特似乎还没有摆脱战时思维，挑选内阁官员用的是当初挑选军事幕僚的模式，看重的是私人关系，而不是他们的声望和公众的需要，因此他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多地降低了阁员们的品德标准。

让共和党的领导者们不满的是，格兰特用这些人根本没有和他们商量过，有些内阁部长甚至是从报纸上才得知自己的任命，而这些人也大多很不给格兰特争气，相继丢人现眼地离开了政府。这对格兰特的威信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使得这位战功卓著的将军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不称职的总统之一。

任人唯亲的另一面，就是不能给予正直的官员必要支持，导致内阁成员频繁更替，凸显了格兰特时期的政治乱象。

以司法部部长为例。1870—1871年在职的阿莫斯·阿克曼，是反对铁路业主不法行为的正直官员，但在铁路业主们的说服下，他不久便被格兰特解职了。解职时，格兰特安慰性地称颂阿克曼是热忱、正直而勤奋的人，并提出以其他职位作为补偿，被阿克曼断然拒绝了。

而在阿克曼之前，1869—1870年在职的埃比尼泽·霍尔则是另外一个典型。在任人唯亲成风的格兰特政府中，霍尔是为数不多的以业绩而不是对长官个人的忠诚来任用下属的领导者，他挑选了九位能力出众、为人正直的新人出任新创设的联邦法官职位。这引起了那些希望把自己人安插在这些岗位上的政要和议员们的不满，最终，孤立无援的霍尔在得不到总统支持的情况下黯然离去。

无独有偶。在霍尔去职的同一年，内政部部长雅各布·考克斯在其部门实行了按功绩奖励的制度，抵制了任意封官许愿的做法，但同时也与格兰特发生了激烈冲突，在上任不到一年后就愤然离职。

1870年前后发生的这两件事情令人们感到震惊。一边是政治蛀虫在腐蚀政府，一边是少有的“益虫”被驱除，而格兰特则完全没有了当年战场上的果断，对自己亲信的丑行一味纵容，这与其后的海斯总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发生“运河腐败”案后立即解除了海军部部长的职务，而这一针对巴拿马运河的案件当时还处于计划阶段，腐败并未真正实施。也正是因为反差如此强烈，后世的历史学家愤然指出：“格兰特随和的管理作风，似乎已经被一大群政府内外没有道德的官员当作了腐败的‘公开邀请’。”

2从贪内助到秘书腐败：领导管不住身边人。

政坛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向来很强，在格兰特时期，“贪内助”的问题也非常普遍。1875年，司法部部长的妻子和内政部部长的儿子被指控接受贿赂以影响政府政策，导致这两名内阁成员辞职。

1876年3月，众议院弹劾陆军部部长威廉·贝尔纳普，称在对西部地区军队营地服务商店的任命工作中，他曾通过妻子接受贿赂。起初，商人们的钱是贡献给贝尔纳普贪婪的妻子的，而在这位“贪内助”死后，贝尔纳普“继承”了这笔“孝敬”。但贝尔纳普很狡猾地在参议院进行审讯之前就提出了辞职，格兰特总统则不明就里地批准了他的辞呈，参议院也网开一面，使他得以逃脱判决。然而这件事情却严重挫伤了格兰特政府的公信力。

秘书腐败也给格兰特的声望造成了极大打击。在轰动一时的“威士忌酒集团”事件中，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巴布科克将军就狠狠地打了格兰特的脸。

这个所谓的“威士忌酒集团”，是酿酒商人和政府税收官员狼狈为奸的庞大组织，中心设在圣路易斯，每年都能骗取政府几百万美元的税款。财政部部长本杰明·布里斯托是调查这一集团黑幕的主要负责人，在1874年上任后，他就着手组织了一批廉洁的官员深入寻访，不久便查封了数家酒厂和几个国内税务所。随着调查的深入，布里斯托发现其中牵涉的贪污受贿相当严重，他急于要将这些人绳之以法，但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破坏他的努力。每当布里斯托派秘密调查员取证时，威士忌酒集团就好像事先知道他们要去似的，罪证总是忽然就不见了。

这种戏剧化的情况重复了多次，布里斯托逐渐意识到，这个犯罪集团在政府高层可能有自己的眼线。不久，布里斯托方面截获了一些来自华盛顿的电报，上面写着“整顿家务，朋友要来看你”这样的暗语，追根溯源，发现电报底稿竟出自总统私人秘书巴布科克之手。后来的证据表明，巴布科克不仅收取了威士忌酒集团的大量金钱贿赂，还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他们提供的“性贿赂”（一个以“西拉菲仙女”著称的名妓），并且与集团的主谋称兄道弟。

格兰特受到极大震动，他指示布里斯托“不准让任何有罪的人逃脱”，但同时又为巴布科克求情。格兰特于1876年2月写了一份赞扬巴布科克诚实品格的证词，以供审判时为巴布科克辩护。面对着这样一份证词，由于陪审员们不愿与总统公然对抗，结果无奈地投票同意巴布科克无罪。而格兰特没有为之求情的其他110人则被定了罪。

当听到巴布科克无罪的消息后，格兰特总统快乐地手舞足蹈，并立即派儿子去向巴布科克夫人道贺。更为荒唐的是，巴布科克并没有马上离开白宫，而是继续赖在那里，直到其好友贝尔纳普东窗事发才不情愿地离去。

这真是美国历史上滑稽却又辛酸的一幕。

舆论为之哗然。愤怒的布里斯托一气之下辞去了财长的职务。就连共和党内部的人士都异常悲哀地说：“共和党已成为迄今为止最腐败和堕落的党。”这一丑闻也使得格兰特第二个任期的最后阶段成为“垃圾时间”，其声望更是雪崩式跌落。自那以后，象征着裙带之风、上层腐败和任人唯亲的“格兰特主义”一词变得越发臭名昭著。

3“猫爱上老鼠”：与来路不明的钱走得太近。

格兰特同样令人诟病的是热衷于和富人交友，并自觉不自觉地做着他们的“保护伞”。在南北战争中，格兰特将军的进取精神受到了林肯总统的赏识，也被证明是取得诸多重要胜利的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在出任总统后，格兰特开始赏识起那些“富于进取”的有钱人来，而全然不管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格兰特的这一“爱好”很快被那些野心勃勃的投机家利用起来，他们一方面小恩小惠地给格兰特夫妇送去各种礼品以拉近关系，另一方面则利用在格兰特身边的自己人为他们布局。而大大咧咧的格兰特在随意接受着他们礼物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其中暗含的风险。

对格兰特来说，有些不幸的是，他的妹妹詹妮嫁给了一个名叫艾贝尔·科尔宾的臭名昭著的投机商，而科尔宾恰恰是大投机商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科的帮凶。在此之前，这两个华尔街最肆无忌惮的人与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进行了一场金融大战，赢得了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而这场金融大战的主要内容是贿赂议员、收买法官和非法发行百万股伊利铁路股票。

科尔宾这个“内线”很快发挥了作用。为达到借助白宫操纵黄金市场的目的，古尔德等人通过科尔宾和格兰特搭上了关系，而格兰特对于结识这些“有进取心”的金融家兴趣浓厚，殊不知自己与他们的交往有如一种“广告”，使人们意识到古尔德等人有着白宫这样的靠山。

事实证明，古尔德的“广告宣传”的确起了作用。通过邀请格兰特乘坐游艇、乘坐古尔德掌控下的伊利火车专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政府是古尔德的大靠山，古尔德宣称的黄金价格会自由上涨是可信的。

后来，黄金交易室仲裁委员会的主席在做证时说：“操纵黄金市场的投机商与华盛顿官方的每个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上至格兰特总统，下至国会山的守门人，这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由此可见，当时美国的腐败文化到了怎样的地步：无论流言离奇到什么程度，人们都会说服自己相信。太多的腐败现象已使人们的判断力麻木了。即便是堪称个人诚信典范的海斯总统，其艰苦的反腐努力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腐败已经成为了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种流行”。

古尔德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显然要多于格兰特。在营造好舆论氛围后，古尔德接下来就要力求避免联邦政府的干预——因为只要政府将囤积的黄金大量抛入市场，黄金价格就会一落千丈，这样一来，通过垄断黄金抬升价格的阴谋就会落空。

古尔德首先游说总统，将纽约财政总管助理的职位给了丹尼尔?巴特菲尔德，因为这个职位管理着国库的纽约分库，任何卖出黄金的指令都必须由其下达，而巴特菲尔德收下了古尔德的一大笔好处费。然后，古尔德频繁创造机会与总统见面，并通过科尔宾大吹耳边风，利用格兰特对经济和政治的外行，说服他不要干预黄金价格。而格兰特也答应科尔宾，没有他的指示，财政部不会进行非常规的黄金出售。

此时的古尔德吃到定心丸，于是和菲斯科携手大肆购买黄金，坐等大赚一笔。

眼看着就要“成功”之际，令古尔德没想到的是，新闻媒体却坏了他的“好事”。一直对格兰特政府的种种做法持警惕态度的《纽约论坛报》的观察家霍勒斯·格里利（也是1872年大选时格兰特的竞选对手），敏锐地看出其中的猫腻。在一篇社论中，格里利率先揭露了科尔宾等人的阴谋，并呼吁财政部立即采取行动。这直接造成了1869年9月24日的黄金大崩盘。由于古尔德事先从格兰特夫人写给科尔宾夫人的信中得知财政部将抛售大量黄金，他得以侥幸逃顶，而其他不知情的人却纷纷破了产。

整个事件在华盛顿和纽约造成极坏的影响，而格兰特是否牵涉此事也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尽管共和党人阻挠了传讯格兰特的夫人和妹妹出庭对证，但却隐瞒不住总统夫人曾收到一包现款的证据，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事后，巴特菲尔德也被证明是通过科尔宾等人与白宫的关系谋到职位的，于是他不得不灰溜溜地下了台。

尽管格兰特以其洁身自好逃脱了干系，但他与古尔德、菲斯科等人的接近，及其妹夫科尔宾扮演的丢人角色，不仅严重损害了他的个人形象，也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在格兰特时期，联邦政府的威信江河日下，整个美国社会也仿佛得了一场重病。

这一丑闻是格兰特时期诸多丑闻的缩影，也是非常典型的官商勾结之作——政府高官与富豪及投机商打成一片，成为众多腐败事件的诱因。耐人寻味的是，格兰特时期的腐败和无序加剧了金融恐慌，鼓励了金融诈骗，而他本人也在离开白宫后成为直接受害者，在晚年陷入破产阴影中。为了不让家人在他死后一贫如洗，格兰特在去世前三天完成了《格兰特回忆录》，没承想，这本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销量超过30万本，给格兰特家族带来了5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也成了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军事历史作品。华尔街最悲惨的经历造就了美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之一，不能不说有点讽刺。

4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城市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腐败空间。南北战争后，技术的进步凸显了城市的价值，而铁路等交通条件的大大改观，也使得人流涌向城市，城市的财富由此迅速积聚，不动产价值更是节节高升，大企业也变得越发难以离开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权力不断放大，而转型时期相应的政府管理机制却不够健全，给腐败滋生留下了巨大空间，也使得腐败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种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老板”的横行无忌令人震惊，也凸显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必要性。（城市老板City Boss：指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地方政府中操纵选举、控制市政建设、贪污腐败的政治势力。）随着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迅速增加，腐败的潜在收益也水涨船高，但对于政府官员的制约却没有跟上，官员权力过度膨胀，致使腐败问题在南北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呈井喷状，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里，几乎所有的腐败“品种”都得到了充分展示。

这也是政党和国会丑态百出的时期。1873年，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议员不满地表示，众议院犹如一个拍卖行，在议长的槌声中处置的各种有价值的审议多于世上任何地方。1866—1872年间，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贿赂费用高达40万美元，1875—1885年间更是达到了50万美元。连共和党人自己都痛斥其党派根本上就是一个腐败的公司。亨利·亚当斯的结论是：“查遍1870—1895年这25年间国会、司法和行政部门的全体名单，恐怕只能看到名誉扫地而已。”这一情况与镀金时代国会相对于政府的强势有关，在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前的36年间，多数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国会及政党领导人，这种相对弱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腐败所导致的公信力和权威下降。

5被动的寻租和被迫的同流合污。

尽管腐败有很多形式，但从大的方面看，美国学者约翰·约瑟夫·沃利斯将其分为两种：一是制度腐败，即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操纵经济，也可以说是政治腐蚀经济；二是经济腐败，即通过腐蚀政治程序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在研究腐败的学者看来，制度腐败的经济后果极其严重，相比之下，经济腐败对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似乎小很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制度腐败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体现在量刑上，索贿、受贿明显要比行贿严重。事实上，许多经济腐败的发生都与恶劣的政治环境有关，为了做成生意或做大自己，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向官员行贿，因而，进步时代的反腐败也多从限制官员的腐败空间下手，并尽可能地为企业创造公平、阳光的经营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很多公司内部发生的高管利用职权获利的行径，也被视为腐败。这是因为，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司被视为准政府机构，“商人们如想建立公司必须得到州政府的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倾向于授予那些被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而一旦获得许可，许多公司就能从州财政获得部分股本。”这一切，只是在各州通过普通公司法，开始简化公司审批制度后，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公司也才逐渐淡化和失去了公共特征。

从反腐败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时代。有些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比如教师、律师和报人，也曾为高尚的动机所推动，但很快就被淹没在腐败的海洋里。在很多地方，如果你不与那些腐败分子同流合污或者向他们屈服，你就什么也做不成。在情况比较恶劣的南卡罗来纳州，州政府和议会的官员索性将黑手伸进了公共财政的金库，如果不行贿，任何立法都休想通过；如果不给法官送钱，法庭就不会做出裁决。很多被指控的腐败分子，或者被与他们勾结的法庭宣告无罪，或者被州长赦免。

6错将腐败当作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纠结，也使得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对腐败有一定的容忍度。在《难以捉摸的共和国》一书中，德鲁·麦科伊如此阐释：杰斐逊和麦迪逊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的核心宗旨是，进行金融和运输等公共设施建设，从而把西部不毛之地变成千里沃土，同时对外政策要确保美国的产品获得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这些规划必须依靠公司来推动，如果共和党人抨击公司是国家层次上的腐败工具，也就难以推动自己和选民渴望的经济发展了。换言之，“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一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存在并很有市场，尽管联邦及地方政府也认为腐败是需要遏制的，但在专心致志发展经济的情境下，对腐败的打击便是次要的工作了，直到腐败真正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毒瘤。

这一点在格兰特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格兰特执政前期，美国承接着南北战争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和全民致富的热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众，都将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格兰特本人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腐败持有极其宽容甚至可以说是纵容的立场。而到其执政后期，空前的腐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也导致了政府的执政危机，随着丑闻接二连三的曝光，美国社会越发意识到腐败的猖狂程度及其危害性，开始对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反腐压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反腐败。到了进步时代，在以反腐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反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相关制度建设也开始深化和完善起来，从而为后世的美国留下了一个相对洁净的政治天空。

7媒体的制约依然有限。

美国媒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非常有戏剧性，在腐败毒瘤迅速扩大之际，尽管报纸对腐败的曝光有所增加，“但在许多小城市，新闻媒体与政治权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大肆宣传对这些权贵不利的信息。”甚至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在历史上都曾被人利用，古尔德就曾利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格兰特的财政政策》为拉高黄金价格造势，该报还多次为腐败的格兰特政府开脱。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媒体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做到完全独立，因而尚不能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但在镀金时代晚期，随着民众对腐败问题日益深恶痛绝，已经逐渐实现财政独立的一些美国媒体也开始响应民意，开启了“黑幕揭发”运动之门，并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达到了高潮，成为推动清明政治的重要力量。以《麦克卢尔》为代表的一些杂志，被称作“人民的斗士”，在美国反腐败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8铁路大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官商勾结创造巨大空间。

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是1870—1920年间美国社会进步中十分关键的因素。1870年，美国铁路路轨里程为5.3万英里，1900年增至25.8万英里，1920年更是达到40.7万英里。可以说，在这个时期，“铁路是第一大生意，是庞大金融市场的第一吸引力，而且是第一个衍生了庞大行政管理机构的大行业。”铁路所到之处，不仅房地产开发随之而起，工业和消费也空前活跃，说它是国家经济的动脉毫不为过。

然而，铁路也养育了杰伊·古尔德这样的强盗巨商。古尔德的惯用伎俩是：先购买失修的铁路，经修缮改造后高价出售，与此同时挪用公司专款进行个人投资，并向政府官员尤其是司法官员行贿。他接触的每一家企业几乎都被他害得很惨甚至于破产，就连格兰特政府也被他害得名誉扫地。可以说，美国铁路的大发展是与腐败结伴同行的，其提升的空间越大，腐败分子的回旋余地也越大。

与铁路有关的最大的一起丑闻发生在格兰特时期，即动产信贷公司事件，也是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过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将会因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后者和它的股东们，而养肥了自己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副总统斯凯勒·科尔福克斯）和国会的至少14位议员。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这些事情的操作者是国会议员奥克斯·埃姆斯，他在动产信贷公司所占的股份使其可以利用公司股票贿赂其他官员和议员。

动产信贷公司丑闻是经由一封信揭露出来的。1872年9月4日，《纽约太阳报》刊登了1868年1月28日埃姆斯写给陆军上校亨利·麦库姆的一封信，信里有埃姆斯的行贿名单。此事的曝光，是麦库姆与埃姆斯长期的法律和财务争执所致。颇为微妙的是，当年正值总统大选，由格兰特对阵霍勒斯·格里利，格里利恰恰是《纽约论坛报》的创立者，动产信贷公司“黑名单”上的人则都是格兰特的支持者。这封信泄露出来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一指控。媒体也随之进行了大量报道。丑闻曝光伊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格里利与格兰特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将它当作真正意义上的腐败事件。当很多美国人知道这个丑闻时，事实已经被支持格兰特的媒体歪曲了很多，格兰特也因此躲过一劫，但对美国不幸的是，腐败程度在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进一步加深了。尽管如此，共和党最终还是为动产信贷公司丑闻买了单，在1876年大选中，动产信贷公司事件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出来，人们对共和党政府的不信任感帮助民主党取得1860—1884年间唯一的一次胜选。

城市化进程加快，也是美国大发展的重要标志（见表1—1）。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壮大极其显著，芝加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835年，这里是一个居民不到350人的定居点，到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时，人口增长到10万，40年后则超过100万。城市与乡村人口比例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20年，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2 500个城镇的人口总数（5 430万）超过了农村人口总数（5 180万）的现象。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扩张，大量的基建项目加速了私人财富的聚敛，也为腐败提供了极多的机会，而美国社会对此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尤其是缺乏警惕性和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因此，腐败现象在各个城市蔓延开来，在镀金时代，如果说有哪个城市没有贪腐现象，人们都会觉得很奇怪。

美国人对财富的热情也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托克维尔看来，性格上的不安于现状是美国人的突出特征之一。“美国人被发财的欲望所折磨，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激情；他没有任何记忆可使他依恋一个地方甚于另一个地方，没有任何根深蒂固的习惯，没有遵循惯例的精神；他是每天财富最急剧的变动的见证人。”而镀金时代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则悲叹人们对成功的绝对崇拜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整个国家，把成功理解为金钱，这是一种民族病。”也正是由于这种“一切向钱看”的风尚席卷全美，握有权力的官员们的致富欲望被极大地激发，与那些希望财富更快膨胀的企业主们一拍即合。而民众对赚钱的渴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全社会对腐败问题的警惕心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直到步入进步时代，特别是“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反腐败的意志才逐渐统一起来。

美国城市腐败问题的演化，最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