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薛蛮子嫖娼看资本的性情

薛天使嫖娼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不管是被说成丑行败露，还是“行为艺术”（李银河），抑或魏晋风度（高晓松），在纷纷攘攘之中，笔者试图超出对某人某事的直接评议，就资本的性情略谈一点看法。

查尔斯·薛作为美籍华人和革命二代，本身具有象征意义，可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象征着脱胎于革命年代，与国际资本紧密相连的中国资产者群体。这个群体无论是基于兴起的时空环境的一致（后革命时代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共通的市场契约信仰，还是由社会阶层决定的社交联系的有机性上，都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同质化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倾向（移除革命政治的上层建筑，按照契约自由的市场原则来要求契约化的政治民主进程）。这个群体对自身的品味和诉求相当自信，也越来越不惮于与意气相投的经济、政治、文化精英（他们都是自由市场观念所掌握的物质力量）利用市场媒体发出反映自身阶层利益和趣味的声音。如果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句老话，那么屌丝们要了解的今日中国的最大的政治，就是资本（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与权力（以异化的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之间各自假借人民之名的明争暗斗。

对女性的看法集中反映着资本的性情与趣味。在资本眼中，除了制造出来用以交换的物品外，土地、货币、人类自身也都是可以商品化的（或者如波兰尼所说“虚拟的商品化”），榨取男人的自由劳动力与榨取女人的性都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声称这种资本运动和市场交换就是自由的真谛，市场关系也几乎就是他们所能设想的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合理的社会组织方式。

由此，高晓松眼中“薛老财主以花甲之身”“日御三女，夜P两双”，就不过是一桩风流韵事，即使背弃市场原则拖欠嫖资也不过是仿慕柳永的逸行雅举，那些十有八九来自社会下层的妇女大概也不是他们高谈阔论的民主和慈善的主体，因为她们不过是群“千元毛线鸡”。

对女性的态度基本能衡量一种社会力量的进步性。遗憾的是，那些津津乐道于卖淫合法化的高人雅士，会同某些丧心病狂的女权主义者，在自以为是的文雅风流和反抗强权的正义想象中，将女性的尊严置于了不知为何物的境地。

薛蛮子们，一边高呼着自由民主的现代话语，一边在凭借经济和文化资本享受着妻妾成群、“做大V像皇帝”的封建快感。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腐朽性使得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承担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的公共性使命，还没到在政治上图穷匕见、志得意满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暴露起自己的腐朽面目。高呼“让不能消费的男人滚出城市”，嘉许“妇女同胞冒着法律风险积极卖淫谋生活，同时为GDP作贡献”——资本的性情所逐、胃口所在，不过是以民主之名，在中国重开一桌人肉的盛宴。

以人文情怀自诩，却根本无视出卖性高潮对女性的屈辱意味，以社会关照为名，却根本不愿看到卖淫现象的大量出现是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表征，活跃在中国舆论场里的资本代言人、公共姿势分子，用他们的傲慢和矫情，用他们的假惺惺和急吼吼，用他们的光亮言语和龌龊行为，一再撕碎资本营造的温情脉脉的愿景和面纱。

李大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言之铮铮：“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走过三十多年后，嗡萦在公众耳边的却是连岳这样的公知们的谆谆教诲——“一个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卖淫嫖娼是一个人不可侵犯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