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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江: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中国实践阐微

2013-09-29 11:55:32 作者: 秦江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也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公平的一般特征,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公平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公平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保障,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公平才会实现,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也无法实现完全的平等。究其原因,在于“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①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公平内涵的剖析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也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情认识的偏差与均富论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发展局面。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专门论述。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新的课题,解决这一课题的前提是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准确把握。对此,1956年党的八大有清醒、正确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三分之一还多,其中工人提高38.5%,农民提高27.4%。”③但遗憾的是,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把握并没有保持下去,在我国经济得到初步恢复之后,从1958年起,极左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的政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只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犯了跨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这一错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纠正。可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把握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在该时期,尽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主观上想让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要反对平均主义,但由于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最终仍走上了平均主义的道路,实现的是一种低水平的均富。客观地说,由于时代的限制,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一些公平思想虽没有得到真正贯彻,但仍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对我党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反对抽象的公平。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抽象地谈论公平,认为绝对的公平在现阶段是不存在的,毛泽东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过分强调公平只会导致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是要不得的。建国之后,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多次对平均主义思潮进行批评,在1959年初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更是强调:“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④应该说,毛泽东在当时已认识到绝对平均主义的危害,这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一致的,但遗憾的是,在随后越来越激烈的政治运动中,这一正确的思想并没有能很好地保持下去。

共同富裕思想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任务。在几个不同阶段,毛泽东先后提出要通过共同富裕的方式让人民生活逐步好转,并强调指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对后来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提出:“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⑤他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全体农民富裕和生产迅速发展的光明大道。”⑥此外,毛泽东还关注人权的平等以及国家之间的平等,并对教育公平也有所论述。总体看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尽管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公平思想,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对国情的模糊认识,这些正确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此外,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跨越历史阶段的错误,没有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是公平实现的前提和保障,最终实现的是一种低水平的公平,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状况才得以扭转过来。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与共富论的形成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几十年的曲折发展,文革结束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不仅中国的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更令人担心的是人们思想上的迷茫。虽然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没有改变,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到底该如何走却依然没有答案。如果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得不到解决,党就有可能失去人民的信任和信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正确判断,提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最终形成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⑦共富论的公平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生产力的发展是公平思想实现的前提和保障。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既定的道路可循,出现失误在所难免,但出了问题要及时改正。1978年后,党中央及时修正并提出要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在谈到社会主义优越性时,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实现社会公平,首先面临的问题不是分蛋糕,而是把蛋糕做大。在回顾历史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告诫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⑧

共同富裕公平理论的形成。在谈到社会主义公平的目标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路线。前面提到,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政策的失误,建国初期所倡导的共同富裕并没有实现,最终实现的是一种“均富”的低水平的公平,或可称之为共同贫穷。对于这种低水平的公平状态,邓小平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了,才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因此邓小平坚定不移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⑨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的科学论断。

富有时代特色的公平实现方式。在提出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标后,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实现同富裕的思想,就是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前期平均主义思想的禁锢,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主义及市场经济的原则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改革开放前,由于平均主义的盛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本未能得到体现。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认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⑩

针对邓小平的上述观点以及1993年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断,有学者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中国目前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笔者对此并不认同。首先上述观点的提出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这已得到历史的证明。其次前面已提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奢望一项政策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忽视两极分化问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重视并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他已看到贫富分化的危害,并提出“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只有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我们才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一历史任务光荣地落到了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身上。

 世情、国情的新变化与共享论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不公平程度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因此,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中国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仍旧不足;另一方面,在蛋糕做大的同时,出现了分配不公的问题。两方面的问题要求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必须做出科学应对。总体来看,十六大以来,党的政策体现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科学发展观为指南,和谐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公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改革初期价值深远,对于打破平均主义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这一提法也开始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些政策的出台反射出一个很强的信号,就是党中央把社会公平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战略层面。随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报告又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至此,从政策层面来看,公平和效率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坚持效率优先是必然的,但从政府角度来说,公平问题也同样重要。因此,效率和公平并重不仅体现为政策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转换,表明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

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自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关于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越来越高。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先后强调了共享发展成果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共同建设。……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不仅要让人们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还要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这些论断,充分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决心和信心,揭示了党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努力目标和工作任务,赋予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以新的内容。

结语

回顾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有三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主题的一致性。无论是建国初期还是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党历届领导集体都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标,坚持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其次是理论的连贯性。从改革开放前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均富论公平思想,到改革初期的共富论公平思想,再到新时期形成的共享论公平思想。社会财富占有的公平内在地体现着一条发展线索,即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这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一致。最后是内容的交融性。虽然在各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内容并没有区别。

总之,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也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创新发展,并与时俱进地产生新的理论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教育学院思政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农民发展的权利诉求与制度贡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CKS018)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305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③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37~33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2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21页。

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第116页,第17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57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页,第41页。

本书编写组:《人民日报重要言论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页。

来源: 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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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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