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在商要不要只言商？

“在商言商”是句俗话，原本意思是说商人就该逐利，以商业逻辑看待人情交往，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今日提这话，则蕴藏了另一番滋味：商人（企业家）要不要参与政治？要不要和政治家交往？

石柱一：上下岛与上下船

《南都人物周刊》最近推出了一个封面，王石、任志强、王功权集体为一个叫王瑛的女企业家站台陪衬，因为她被南都誉为“公民企业家”。

文章开头说：最近，企业家的社会态度与联合自救的表达，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切的源头，很大程度来自于正和岛岛民、企业家王瑛因反对“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而公开发表的“退岛声明”。近年来，重庆“黑打”中企业家的遭遇，吴英案、曾成杰案等，给企业家界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引发了两极反应，一种是企图远离政治的“在商言商”，一种则认为避无可避，只能直面。近日，王瑛就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中国市场经济现状等话题，接受了南都评论记者的专访。

王瑛接受专访时说：“中国经历过把私有制连根拔掉、传统社会结构被彻底粉碎、文化传承以及中西方交融戛然而止、全面封闭的社会形态。迅速传播和蔓延的集体恐惧是大规模倒退回文革类社会形态的序幕，一切将从制造集体恐惧开始，从制造对恐惧的恐惧开始，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再为制造恐惧的人和势力帮腔，推波助澜。

曾成杰的案子也给这个话题做了一个注脚：其一，表明无论是‘在商言商’，还是一味地妥协躲避都保护不了自己；其二，说明企业家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把捍卫自身的合法利益，包括维护私有产权、保卫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

再看看文章后半段王瑛讲到的具体近期目标：“我们还要合理合法地在一些通常被认为有风险的领域中开始行动。要正视风险，努力排除风险的可能性，把所谓的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参与其中的企业家的安全。比如，我们可以探索和推广企业家互助的组织模式，在企业家遇有意外事故（如车祸）、大病脱岗（如癌症）、突发羁押等情况下，能够即时启动相关救助。再有，我们要启动以修订刑法经济类犯罪条款为目的行动，努力排除其中一批‘口袋罪’对企业家人身、财产、经营权利方面的侵害和损害。”

点评：

先说下王瑛“退岛”事件。有个依托于互联网的民间组织“正和岛”，加入者都是商界精英，据说加入它的会费要好几万而且对资格有严格限制，大致来说，是个有点“柳传志及他的朋友们”味道的组织。因为会费贵，我没资格加入，所以可能描述不准确，先求谅。

这个组织的存在不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是交流，除了人脉项目，主要的话题之一就是谈宏观经济和政治。本专栏第一期就写过一则关于张维迎教授的评论，张就是在正和岛打达沃斯夏季论坛的擦边球、在大连搞的同步论坛上发言的。

柳传志6月份的时候在正和岛一次内部聚会上提出，以后要“在商言商”，言下之意就是不聊政治了。部分原因是老柳之前吃了个亏，他说的一番话“一人一票搞选举，就会分了私人财产，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被舆论猛批。总之老柳“缩了”。

于是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王瑛跳出来，宣布“退岛”，还发了个声明，称柳传志作为业界代表，自己可以不谈政治明哲保身，但是不该公开这么说，让她和其他不愿意在商言商的“公民企业家”寒了心。

但你可以看到，柳传志和王瑛的诉求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区别是老柳混江湖久了，知道把民众都煽动起来，第一个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而王瑛代表的那派觉得民众没政府可怕，强势政府的存在随时可能让企业家成为“重庆黑打受害者、吴英、曾成杰”们，所以应该提出政治主张，应该让商界代表成为能跟政府博弈的政治力量，推动法治建设，保护企业家的既得利益。

研究过一点东西方历史比较的学者都基本接受一个结论，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之所以走上今天的以议会选举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城邦内的商人阶层力量的强大，他们一直作为社会的一个基础力量存在，并且通过雇佣兵、财政贡献、教会捐赠等行为，影响着社会的政治、战争、外交、宗教等几乎所有层面。而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模式，即使进入高度发达的民间商品经济时代，商人依然丝毫没有社会博弈基础，随时可能被政治权利杀头抄家没收私产，而他们的发家基础，往往也是胡雪岩式的官场附着品。

这个研究结论并不复杂，所以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于是在很多人看来，商人不该“在商言商”成了一种政治任务，尤其是以采访王瑛的《南都》为代表的希望推进全民参政搞“小政府”的那股力量，之所以多年来热捧从王石、王功权到柳传志、马云，实际上是看重他们是一艘大“船”的舵手，这艘船被幻想成能够在复古的欧洲中世纪模式的商人阶层的推动下，到达“公民社会”的彼岸。

愿望和现实的差距就是在重复刻舟求剑的故事。西方商人阶层的力量兴起并非没有历史背景，他们的抗争和博弈不是为了“成为公民”，而是为了“私产”；过程也是极其残酷和黑暗的，客观地说，他们是“没出路”才走到了这一步，也就如马基雅维利说的“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

而今天的中国，如柳传志这样的老江湖其实已经看出苗头不对了，你可以说他是“江湖越老胆越小”，但侧面也说明他认为“没到必须跳出来的那一步”。我大胆揣测老柳的内心：文革不可能再来，相比愤怒的网民们，政府倒是更值得相信能保护私产，现在要小心的不是被人羁押了，而是被人绑票上了那艘开向彼岸的大船！

王瑛爱说“以合作为底线的博弈”，问题是博弈的诉求在哪？如果是要参政议政，我相信正和岛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比任何民间俱乐部都多，如果是推进法治反对文革，那找两个写手鼓吹下就行。莫非是希望像台湾一样，搞个“立委”干干，一面洗白了以前行贿拿地拿贷款的底，一面可以上电视演讲下地头和选民握手，过上薛蛮子也羡慕的生活？

石柱二：玩仿真枪长大的富二代

老一辈企业家，无论相不相信在商言商，反正他们都还挺热衷政治，即使回避，也是一种态度，年青一代则彻底来了个大变样。

前中国首富宗庆后被砍伤，在报道中，不少媒体都提到了其女宗馥莉不久前发表的这样一番言论：8月26日，宗馥莉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娃哈哈已经到了一个“危险时期”，引以为豪的经销商体系实际已成为娃哈哈的弱势、长线产品缺失、多元化业务泛滥。更生猛的还有，她声称作为企业主，花费太多精力去“跟政府打交道”让其倍感头痛：“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

而当媒体问及“难道要把企业整个搬到国外去吗？”宗馥莉反问，“真是有可能，你知道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

宗馥莉并非特殊的一个，据专栏作家徐达内统计，实际上“企业家族接班人”们存在着普遍的厌烦和政界打交道、不愿思考政治问题的态度。

一家崛起于广东客家的上市公司老总的女儿万青，不到30岁已经在十多家企业挂名董事长或者董事。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她有时的确笨拙，她甚至在入籍加拿大时，和加方官员大吵一架，搅黄了面试。回国后，作为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至少名义上如此，万青参加过一些政府组织的活动，既有说明会，也有为拉近关系服务的场合。但这些因为她的不太重视而没有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对国家大事还算感兴趣，喜欢听听看看，但不会做深入的研究。”她一度热衷于微博，喜欢关注和转发各种流行的言论。至于那些官媒和他们宣扬的价值观，她则直白地表示，“鄙视！”

“二代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留学回来的，更为自由、平等、单纯，他们往往做不来放低尊严的事情，对复杂的人情世故也更为厌倦。”王大骐正在写一本关于富二代的书，为此寻访了不少与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对于他们无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现实，他如此解释。

点评：

我认识一些“富一代”，很多都为儿女如何接班花了很大精力。圈内比较流行或者说“正确”的路径是，送去国外留学长知识开眼界，然后回国刻意从企业“底层”做起，比如在车间里缝鞋子拧螺丝，然后逐步学习一步步的管理手法，从小组长干到董事长。老板们自认为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了，应该是个不错的计划。

然而他们忽略的一点就是，孩子其实还是在一个“仿真环境”里长大的。出去念书，有几个体会过考试的压力？在企业内即使是一个小工，班组长也知道这是未来的董事长，谁敢给他（她）脸色看，谁敢搞人斗人？企业和政府的那些猫腻，孩子们还小不必知道，反正老子搞定了，于是孩子觉得，我们靠商业规则在商言商不是一样玩得转？

玩得转，你玩得转的是把仿真枪！

所以这帮接班人们跟张教授、大V、时评人其实是一回事，比如张教授，评论了一大把，你真到经济学界认可的国际期刊上搜索下他署名的论文，就知道他原来是玩仿真的。所以他们都认为，政治和做生意可以没关系，宗家跑去英国也能做好生意，底下宗老头回想起当年自己赖婚达能的事儿，血压真是飕飕地飚啊；所以大V们也整天吹，什么中国农民多，什么中国底子差，什么中国模式搞得还行，都是扯淡，和老子在卧谈会上听来的伦敦、纽约发生事儿比都不值一提。

相比他们，我真是觉得，柳传志真不是盖的，两把刷子刷起浆糊，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