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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西方的过时与中国时代的到来

2013-09-11 10:00:31 作者: 高连奎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在亚洲,一场全新的变革正在进行,数十亿亚洲人已经达到我们引以为傲的种种标准,不仅如此,他们很快将成为推动西方民众日常生活改变的经济和金融变革的动力所在。

西方的过时与中国时代的到来

1421年,一支由800艘船只组成的中国船队开始了远航,也就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这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事件。从历史上看,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孤立主义者,对外部的世界并不是十分好奇。表面上看,这支船队主要的任务是收集财富并绘制一张详细的世界地图,但是其真正的目的却是向其他国家宣扬中国的伟大,对他们施以教化,使其能够按照儒家文明行事。这一目的与当代的全球化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之处只在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是西方文明。

当船队返航之后,船上的人发现明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明成祖被推翻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片混乱。皇子们为了争夺皇位打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对他们的经历感兴趣,也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对他们的发现进行研究。船队不得不停在港口,船队的航海经历与所绘制的地图都付之一炬。这段极富历史价值的航行什么东西都没有保留下来,都被湮没在皇位的争夺之中,灰飞烟灭。待数年之后一切都尘埃落定之时,中国又重新恢复到闭关锁国之中。一百年后,西方的航行却改变了历史,西方也随之崛起,西方世界一直会认为所以国家都会按照西方的模式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却走了不同的路。。

  中国走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在西方国家一片萧条的时候,在世界的东方和赤道的南方却一片繁荣的景象。人们生活富足,乐观向上。尤其是中国,它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指数也是最高的。

当今世界是高速发展的世界,其速度使那些沉浸于过去荣耀中的西方遗老遗少显得无所适从。过去10年中,西方一直沉迷于当下,再一次感到身上所穿的只是皇帝的新衣。西方的宣传机器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同样绝口不提。  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如果不想被时代的车轮碾碎,就必须客观地观察世界。 

在亚洲,一场全新的变革正在进行,数十亿亚洲人已经达到我们引以为傲的种种标准,不仅如此,他们很快将成为推动西方民众日常生活改变的经济和金融变革的动力所在。

当西方民主国家身陷全球化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的旋涡苦苦挣扎之时,中国不仅成功地避开了危机,而且利用全球性经济需求萎靡之际开展革命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场变革是全面的,包括为产业工人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及推动构建一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与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了起来,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中国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从捍卫人权到发展可再生能源,从对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的遵守到大力发展参与民主,中国似乎正在致力于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尽管就目前而言,西方式民主并不在中国的发展目标之中,但是中国已经致力于经济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能否称之为资本导向的共产主义或资本共产主义,或者一个将成为21世纪主导模式的政治、经济混合模式?

数以千计的西方年轻人选择在上海定居,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此感受到全新的世界和发展的潮流。而对于那些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西方人而言,他们自认为已经把握了未来世界发展的真谛,并深知他们也正在参与创造的过程。在他们眼中,中国是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思想孕育的温床。

西方世界的大城市却仍深陷于后现代主义的泥潭中,颓废之气在各类机构中蔓延,行政机关暮气沉沉,人浮于事。对于每天奔波于更加拥挤、效率更低的交通系统中的上班族而言,西方已经过时了;对于注定要提心吊胆工作甚至失业的年轻人而言,西方已经过时了。西方已经过时了,西方未来的财富可能仅剩下欧洲大陆历史和文明的遗存,欧洲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西方的经济也已经过时了,甚至西方的民主也显现僵化的迹象。西方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工资是如此微薄,难以负担基本的生活费用,他们成为“啃老族”。他们的父母是在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黄金一代,不得不继续负担儿女的生活成本。

所谓民主政治的精英已经不再是民意的代表,早已变成了醉心于手中权力的特权阶级。过去,人们为了自由进行过无数的斗争,许多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现在自由已经变得苍白无力。

1989年,柏林墙倒塌于那一年,这一事件对全球化的进程和未来的世界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在西方忽然崩溃,新自由主义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模版。全世界都沉浸在新自由主义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全球化意味着西方经济霸权的终结。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一事件引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与调整重画地缘政治的版图,使其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我们再次回顾冷战结束这一事实,不难发现西方所谓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取代了苏联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是一个不尊重人权的集权国家,是一个捏造经济数据、邪恶地剥削工人的伪君子,更是一个不愿意服从全球化世界中的第一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的“捣蛋鬼”。而这一切都很自然地被归因于民主的缺失,缺乏民主的国家毫无福利或进步可言。然而这一因果链条却存在很多错误--如果不是出于其他目的的杜撰。

当民众在柏林墙边呼唤“民主”之时,他们并不是希望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权。实际上,民众所要求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接近西方的标准。在动乱的1989年,生活在铁幕下的东欧和苏联人对西方的民主一知半解,仅仅源于西方世界宣扬和共产主义批判的共同作用。不幸的是,他们将经济条件的改善与政治模式的变革混为一谈。就当时而言,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改善生活这一观点十分普遍。

“民众梦想的并不是选举,而是经济自由。” “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私有财产远比选举权重要!”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人们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不是政权组织形式。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坚持的所谓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经济基础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西方民主框架,这一切与柏林墙的倒塌毫无联系。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苏联解体是西方民主的胜利”这一论断不过是其宣传机器刻意捏造的谎言。

中国取得的成功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如西方所言一无是处。与苏联不同,中国成功地创立了一种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与其他体系相比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

批评家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这一数据提出了质疑:中国是一个毫不尊重人权、腐败丛生的独裁政权。这一批评实际上有些老生常谈,  很遗憾的是,西方世界侵犯人权的例子数不胜数,每天都在发生。腐败和诈骗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麦道夫丑闻,华尔街诈骗案,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向卡尔扎伊的兄弟支付薪水以通过他保持同阿富汗军阀的接触,美国的黑水保安公司在伊拉克身陷泥沼,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内阁每天丑闻不断,英国议员的“报销门”,萨科齐的欧莱雅政治献金案…

在西方世界中,繁荣与民主毫无关联。

尽管西方的政治体系遭受了灾难性的危机,但是没人准备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甚至没有人承认它是问题之一。西方民众都深知在过去20年中西方世界的生活标准在不断下降,但是并没有要求政府采取具体的政策,而是要求其发扬民众的信仰。纵观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带来财富的是自由贸易而不是普选产生的政府。美国的创立者本身就是自由贸易坚定的信仰者,扮演着大力宣扬自由市场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但是西方的宣传机器对冷战的阐述却误导我们相信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但却是其他已经试验过的政体中最好的。”

根据心理学家的观点,逃避现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费,跨国公司每天用无数广告对我们进行轰炸的温床。这种做法无疑抓住了人们的要害,影响人群的集体行为。在此影响下,人们会不自觉地伸手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一种商品,而不是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很多心理学家将消费主义视为困扰这个地球上最富有地区顽疾的主要原因。人们拼命地赚钱只为了满足自己畸形的消费欲望,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压力的来源。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陷入一个怪圈,我们拼命消费视图减轻日常生活的压力,而这一行为又成为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一。那解决之道何在呢?那就是百忧解(Prozac)。

自1988年伊莱·莉莉发明百忧解以来,已经有4 000多万人依靠其对抗抑郁症的困扰,结果却不甚乐观。赫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同僚曾于2008年在《公共科学图书馆杂志》(Journal of 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该研究表明,与服用安慰剂的人群相比,服用百忧解群组的状况并没有特别改善。不仅百忧解如此,帕罗西汀(Paxil)和郁乐复(Zoloft)的效果也不明显。靠药物解决困扰西方人的顽疾并不现实,唯一的可行之道应该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抑郁症患者的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增长率与个人债务的增长率相同。在西方意义中的富有地区和民主国家,抑郁者与债务违约者成倍增加。正如金融危机一样,这两种现象最先发源于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富有、也号称是最民主的国家,然后衍生到世界其他金融市场。

身陷经济危机之中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加节制的消费并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反,却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建构的海市蜃楼中,银行消费的信用额度被自己当成了切实的财富。“我能借多少,我就值多少”这一在喧嚣的20世纪90年代响彻美国所有商学院的咒语终成为全球化的赞歌。我们的行为准则是十分荒唐的,对财政风险的评估成为空谈。 然而,西方政府现在劝说民众像危机发生之前一样大肆消费。消费是西方经济的命脉所在,一旦消费停止,经济就无法继续。这也是政府向民众传达的信息主旨。也就是说,消费这一将西方国家推向无底深渊的罪魁祸首却是能将其拖出泥潭的救世主,你相信吗?难道这就是当代经济的自相矛盾之处?到目前为止,事实似乎真的如此。

然而,经济学与心理学存在明显的差别。心理学的目的是寻求心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之法,探寻病因。 当心理学在荣格的推动下摆脱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桎梏之时,经济学理论却止步不前。经济学家们仍生活在亚当·斯密(经典经济学理论之父)的羽翼下。但是亚当·斯密所创立的理论模型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两者毫无关联。在过去的20年中,没有人真正潜心研究经济学理论,也没有人试图进行理论创新,甚至没有人对现有的体制提出质疑。答案就在于新自由主义貌似赢得了冷战,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劳永逸的。然而,就在此时,根据福山的理论,经济学理论来到了历史的终结。

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个人的逐利行为会自然导致国家财富的聚集。我们很难发现金融高管们所获得的数十亿美元的红利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到底有什么关系。过去20年,美联储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实际上就是金融领域的百忧解,通过对病症的抑制使西方忽视了真正的危机。依靠药物或者不切实际的方法治疗抑郁症或者处理经济问题只是饮鸩止渴,治标不治本。现在,当自欺欺人的药物和方法不起作用时,危机就爆发了。

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某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可以一手遮天的时代了。凯恩斯以鲜活、富有建设性的话语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曾经统治了世界,但是其在剑桥大学时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却是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文的基础。

中国开启邓小平时代

在西方,柏林墙倒塌之后,马克思、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连同苏联一道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马克思的著作更是被堆在图书馆的角落,无人问津。经典自由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动逐渐销声匿迹,经济的现代性也不断削弱。这也就解释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变得模式化和单一化的原因。

在东方却是另一番景象。 1989年之后,只有中国在研究其他经济理论的同时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民主并不是一个新鲜词,也不是一个像选举一样的舶来品。毛泽东在他的演讲中曾经数千次提到“民主”这个词,以解释政府必须维护人民的利益,“资本导向的共产主义”或者“资本共产主义”这样的词汇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派胡言,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自然状态。这样的表述是一种被马克思所庇佑的令人愉悦组合。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认真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分析,并非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从未说过要消灭生产体系、另寻一种而代之,也从未鼓励人们烧毁工厂重返农业经济时代,更未谈及贸易保护主义或消除全球贸易。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正是生产体系发展到最高点、消除阶级的结果,而这也正是中国发展的方向。

中国的这一举措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以实用主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模式。同精神分析法一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运用了一切有效的手段(从私营企业到资本控制)。与西方相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灵活,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中国模式能够灵活调整经济体制模式,使其与当今世界经济急剧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如全球化进程)相适应。而这一灵活性也有助于中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帮助中国重新界定现代性的内涵。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与国际经济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没人知道这两者在未来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在毛泽东逝世几年之后,邓小平果断地结束了阶级斗争的做法,建立了一种新的范式,将共产党的合法性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联系起来。这也正是西方民主政权的做法。这种范式的提出实际上是在政党和人民之间签订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在中国居然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一变化,西方世界竟然毫无察觉,原因何在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西方人仍然沉浸在冷战时期编造的谎言中。在西方人的印象里,马克思主义就等同于苏联模式,也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弊端的分析,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设想。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设想包括两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社会的消失。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只是一种设想、一个轮廓,并没有具体的阐述。

马克思首先且主要是一个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穷其一生的时间都在观察他所生活的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有少部分的时间花在政治理论的探究上,而其政治思想实际上也是其经济分析的结晶。实际上,马克思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行动与柏拉图相争,马克思对世界未来的设想只是一个粗浅的轮廓,并不存在政客们所期待的那种具体的论述。

与马克思相比,列宁和斯大林截然不同,他们只是政治家。他们观察周围的世界,并试图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解对俄国进行改造。这样,他们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来描绘俄国的蓝图。列宁并不是一个哲学家,斯大林更不是,这是世人公认的。所以就不难理解,对他们来说,对世界发展的大事进行思考是多么困难,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缺乏世界性的视角。

实际上,毛泽东也并不理解苏联模式。尽管中国和苏联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农业大国,但是两国人民截然不同。因此,中国的领导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选取了自己所需要的部分,也就是革命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并随后在中国将其变成了现实。当我们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共产主义的政权也是一种专政,正如资本主义政权一样。但是不同的是,中国的专政是大多数人的专政,而非少数精英的专政。当中国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政治--精英专政却不在其学习范畴之内。

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造就像跨国公司一样。“中央人民政府扮演了董事会的角色,而地方政府就是具体负责运营的管理层。”刘开明对此进行了解释。地方政府就像区域经理一样对本地区进行管理和经营,并向董事会上缴一部分利润。

作为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命运的掌舵人,邓小平是一位思维敏锐、求真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感觉到外国资本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维持下去的唯一希望。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必须充分利用本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邓小平坚信,西方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尽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经济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1987~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曾经这样描述“改革开放”政策的目的。就字面而言,“改革开放”政策看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合情理:要为国外的资本家在中国剥削中国工人创造条件,而目的却是挽救社会主义体系。但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很有效果。

20世纪90年代初,一名工人曾经向学者潘毅描述自己的工作情况。潘毅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副教授,曾经以工人的身份卧底工厂,从而获得了极宝贵的材料,最终著成了《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知不知道?我们就像狗一样,一直干活。工头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在哪干或者干什么根本无所谓……有谁会在乎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只是商品。

当时,整个珠江三角洲都笼罩在烟雾之中,工厂夜以继日地不停排放着各种有毒的工业废气。数千万的农民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一样,被外资企业吞噬,成为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甚至令人无法忍受,平均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

在工厂里,老板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置疑。工人们必须绝对服从,无论是工作时还是休息时。在20世纪90年代,工人们要去厕所必须写书面申请,并且不能超过10分钟。在工作时间不准聊天,一旦被抓到要罚款5元。对于当时每月只赚300元的工人来说,这个数额可不小。可以说,工人们每天都生活在羞辱中,这也是工厂的规矩。

除了工资微薄之外,这些工人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每天不得不吸入大量有毒气体,包括苯、甲苯和二甲苯等。在西方,工厂若使用这些化工原料必须配备专门的净化和过滤装置,以减少对工人的伤害。在中国的确也存在相关规定,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规定就是一纸空文。实际上,那些资本家只需要将利润的1%拿出来就够安装所需的过滤系统,可以减少近2 500吨的一氧化碳排放。这些一氧化碳对工人和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然而,没有人愿意投入那笔钱,即使排放的气体对人的健康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要知道,这些有毒气体的排放将会对人的造血功能和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永久性损伤。

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遍地都是,找人替代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1个工人因为身体伤害不得不离开,至少有10个人排队等着进来。因此,虽然中国的媒体对此进行长篇累牍的报道,工会等组织也十分关注,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莆田地区只有4家工厂安装了净化装置。

100多年前,中国曾经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欺辱,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100多年后,中国再一次遭受到了西方的入侵,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1994年,中国政府曾通过法律要求企业或用工方必须与工人签订(个人和集体)劳动合同,但是大多数外资企业对此置若罔闻。2010年,富士康发生的14名工人自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富士康是一家台湾的电子企业,为戴尔、苹果、思科和英特尔等国际知名品牌代工。在这14名工人中,最小的只有17岁,最大的也不过28岁。他们的生命刚刚开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这么轻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呢?根据相关人士的说法,工厂的生产条件和严苛的管理是一个主要原因。整个富士康工厂看起来就像一个集中营。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在中国的建筑业中约有40%的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工人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但是安全状况仍然令人担忧。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全球资本的乐土。其最吸引外国资本家之处还在于,在中国,西方工人通过两个多世纪斗争所赢得的权利可以被忽略不计,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一直保持极为低廉的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人口实现了自由流动,因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劳动力的价格一直很低廉。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全球劳动力套利”,即公司根据劳动力成本的价格选择厂址。

实际上,中国“屈辱的百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中国人口的迁移。很多居住在珠三角的中国人被迫离开了战火燃烧的家乡,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西海岸。这些中国劳工承担了当时连接美国东西海岸的庞大铁路工程的大部分工作。中国劳工正是美国铁路建设的主力,而这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不为人知。当时对中国劳工的剥削是难以想象的,而劳工死亡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最艰苦的落基山段铁路的修建过程中,据说每修建一公里就有近千名中国劳工丧生。在每个枕木下都安息着一个中国劳工。幸存者则默默无闻地记下了死难者的名字,以免他们被人们遗忘。这些中国劳工仍然遵循着古老的习俗,认为客死千里之外的他乡是非常悲惨的,因为他们可能因此被故乡遗忘。

狄更斯并不是记者,也不是分析家,他是作家,一个敢于声称其作品在整个19世纪只处于末流的作家。在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狄更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写出了极富吸引力的小说。实际上,狄更斯只是给了读者们想要读的故事。狄更斯的写作有自己的范式:在他的笔下,妇女和儿童永远遭受着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剥削。狄更斯所写的其实都属于道德故事,从头至尾都隐藏着笼罩着那个时代的一种对工业化的恐惧。但是,狄更斯的小说并没有反映事物的全貌。在其名著《艰难时世》中,狄更斯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他并没有从一个曾经是农民的产业工人的视角审视这个变化的世界,而是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品头论足。

无论如何,工业革命在英国引发的劳动分工和技术革新极大地改善了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这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学家赫特在其1925年发表的论文《19世纪早期的工厂体系》中写道:与工厂的工人相比,农民实际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在农村照顾孩子远比工厂里面的劳作辛苦! 赫特在其文中引用的T·S·阿什顿(T.S. Ashton)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英国穷人在1831年的每餐价格水平与1791年是持平的。但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出现,工人们可以赚取工资,因此他们可以吃得更饱。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来说也是如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农民可能饿死,但是自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后,他们的食物多了。

实际上,与几个世纪之前的农奴和奴隶相比,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描写的工人要幸运得多。即使是在西方艰难谋生的中国非法劳工,其生活状况与其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的祖父和曾祖父相比也好了很多。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有一句名言:“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

“对于西方人来说,民主就像自助餐,你可以选择厨师,但是你不能选择菜品。对于中国人来说恰恰相反,做菜的总是同一个厨师,但是菜品不断丰富翻新。”中国著名的政策专家方宁(音译)这样解释东西方民主的区别。按照这一理论,中国最著名的厨师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一个厨师,还是一个天赋禀异的美食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道家常菜做成了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

如果说今天的上海已经有了纽约的特色,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那么这一切必须归功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当代中国以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在亲历历史、创造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哪怕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邓小平的梦想或者是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在逐步实现。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呢?西方的媒体和政客仍然在把中国抹黑为一个受独裁统治压迫的民族,不断强调中国的社会不平等(这一点其实根本不存在),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装作一无所知。然而,中国正在享受、庆祝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葛艺豪自1987年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中国,他对中国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过去30年中成功地应对了各种挑战。他们在对国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没有造成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大动荡,

增量民主是一种渐进的民主,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与邓小平的民主观点基本上一脉相承。增量民主强调民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革命。在过去,为了建立民主制度,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基层民主,中国共产党曾经做出了很多尝试。其真正的阻碍在于中国共产党传统的程序与民主观点存在的对立。

  中国的经验

增量民主的支持者反对任何形式的休克疗法。所谓的休克疗法是冷战结束之后苏东国家采取的一种改革方式,即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由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希望民主能够像一股清泉一样,流淌到中国各地,润物细无声。增量民主通常在某地进行单独的实验,如四川的步云乡,如果成功,可以将成果推广到各地;一旦失败,也可以将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就中国政治改革的洪流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其进行引导,合理导向,而不是对其听之任之,成为洪水猛兽。中国的民主改革实际上起源于基层,在最底部。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发源于中国80多万个村庄,然后逐渐向上扩展,到3.8万余个乡镇、2 500个县、330个市,再到3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后到达中央人民政府。

在西方,我们看的是 “超级民主”。选手呢,就是苏东国家的政客们。我们之所以为这些在民主方面天资不高的选手欢呼雀跃,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是按照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家照猫画虎。虽然这些所谓的西方政治家在民主方面也是知之甚少。

保守派对改革开放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以澳门为例:最初明朝只是将其租借给葡萄牙人用来晾晒渔网,但是最后却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保守派认为,邓小平的做法是把人变成了商品,是“割地”(即使很短的时间也不行),丧权辱国。邓小平花了数月的时间才平息了党内的争议,在党内斗争中坚持下来。反对派主要来自于传统的保守派,即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终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正如中国历史上多次上演的那样,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考虑到当时中国缺乏足够的经济和财政实力支持其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利用外资。因此,深圳经济特区就向外国资本开放了。

当然,当时的实验仅仅局限在深圳经济特区。1987年,美籍华人林同炎(Ling Tung Yen)曾经向中央提出租借浦东,时间大约在二三十年左右。浦东位于上海市,如今是上海的金融中心,当时还是无人居住的荒地。林同炎提出的条件十分优厚,收益也十分可观,但是党中央拒绝了。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大都是出生在1949年以前,也就是“屈辱的百年”那段日子。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所遭受的屈辱,也见证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如何实现独立自主。同样,他们也经历了十年浩劫,劫后余生。现在,他们让自己的思想跟上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马克·莱昂纳德在其所著的《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一书中曾经提出:“与西方民主政权中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批评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知道如何对自己提出质疑。”

东欧,冰岛与智利

墙倒塌之后东欧开始了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之旅。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虽然他们采用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模式,但是并没给本国人民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条件。相反,这些措施使各国变成西方经济的附庸。我们不妨关注以下实例:2009年,南斯拉夫各国陷入了信用危机,面临破产;匈牙利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怀念持续增长;西方各国对东欧移民的敌视和种族主义倾向不断升温。

与东欧一起行动的还有冰岛, 面对1989年巨大的政治变化,冰岛坚定地选择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奉其为圭臬,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对冲基金。    冷战结束之后,冰岛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在随后的20年中,报纸和杂志上长篇累牍地宣扬冰岛所谓的经济奇迹,他们将冰岛的银行同华尔街的商业巨头相提并论。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5年,联合国将冰岛列为全球人均收入第二高的国家。冰岛举国为之欢欣鼓舞,当时冰岛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视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模板。这就是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政客和媒体每天吹嘘的奇迹。

如果今天你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你看到的将是另一番景象。到处都挂着出售的牌子,有工作的人屈指可数。冰岛的人均负债额是如此之高,冰岛人对这个数字几乎都麻木了。整个国家都破产了,一夜之间跌落到贫困的谷底,时尚店里空无一人。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每夜宾客盈门、莺歌燕舞的酒吧现在也是门可罗雀,现在报纸和政客口中都是对冰岛的同情之声。冰岛人只能向世界银行贷款购买捕鱼业所必需的石油及储存牛奶的容器,然后用所存的牛奶制成北欧人最喜欢的黄油进行出口。冰岛的经济再次变成了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而这些产业正是新自由主义所不屑的。

与中国道路相反的还有智利,1956年,智利的天主教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此协议,智利在随后的20年中每年都向该校派遣学生进行交流,接受芝加哥大学老师的指导。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有20名智利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开展交流。当时,此举具有革命性影响,因为他们的导师正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采访时,弗里德曼曾对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思想进行了精彩的总结:“芝加哥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政府在市场中守夜人的作用,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中的统治作用。”

在这些学生学成之后,他们表现出极强烈的热忱,试图将他们所学习的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每周二都举行集会,对其计划进行商讨。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智利的经济进行改革,很快他们被称为“芝加哥男孩”。

这些“芝加哥男孩”所推崇的政策与智利当时“左派”的总统阿连德大相径庭,他们对总统所推行的对市场的干预与计划嗤之以鼻,他们反对价格管控,认为那是老掉牙之举。但是当时的智利政府认为价格管控是防止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必要措施。因此,在政府的支持者与这些经济学家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直至1973年9月11日政变发生。

皮诺切特上台之后,一群与其关系密切的商人将这些经济学家推上了政治舞台。最初,军政府对此持反对态度。曾于1974~1982年任智利财政部部长的塞尔吉奥·卡斯特罗表示:“最初军政府的领导人倾向于计划经济,即经济必须遵守特定的规则。”但是当时金融业商会会长哈维尔·比亚尔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军政府进行协商,并在“芝加哥男孩”的帮助下邀请弗里德曼来智利进行了一系列演讲。第一站就选择了位于圣地亚哥的智利天主教大学。

弗里德曼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通货膨胀。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通货膨胀蔓延至全球各地。此外,弗里德曼还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建议,试图将智利变成第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当时,皮诺切特私人接见了他,弗里德曼因此也获得了一个当面向其介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良机。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就像狗尾巴。如果你一段一段地切下来,狗就会血流不止,最终死亡。但是如果你一下就把尾巴切下来,狗反而能活。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通货膨胀。”皮诺切特最终被弗里德曼说服,接受了他的观点。

数月之后,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开始制定政策,解决国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将弗里德曼的理论付诸实践:500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进口关税被取消,政府预算被大幅削减,市场被给予了无限的自由。正如弗里德曼希望的那样,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成为第一个以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国家。

当军政府扫清了一切障碍之后,智利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新自由主义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不久之后注定会显现出来。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智利人民,生活成本大幅攀升,失业率高达30%,贫富差距巨大,至今仍难以弥合。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芝加哥男孩”试验的成功并非是政策灵验,而是建立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准确预判,搭上了几年之后国际市场发展的顺风车。 

在苏联解体之后,已经大伤元气的西方左翼势力和政党,因为中国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它们索性断绝了同共产主义的一切联系, 在西方媒体的种种报道中,中国人成为共产主义极权的牺牲者,在媒体的作用下,西方人对“东方兄弟”感到了无比同情,对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政权无比厌恶。而此种判断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极少的事实而得出的,这一观点成为过去20多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至少是西方的政客和媒体试图维持的看法。

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采取很多大规模的改革措施,更加尊重个人权利。尽管中国相关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但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乃至广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没人否认中国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现在,姑且不说北京和上海,中国内地现代化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中国已今非昔比。所谓的经济危机只是2008年年末在中国持续了3个月,很快就被经济的快速发展冲得烟消云散。

在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人们对此十分认同。中国的汽车产业即使加班加点地生产也无法满足需求。而中国的共识也是明确的,在世界舞台上人们又重新看到了中央之国的身影,而这不是共产党一党的独角戏。

责任编辑:柒楚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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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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