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来自外部

在经过30多年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长以后，从2010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2013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仅为7.5%，仅及年初中国政府所订之年度增长目标，而且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还很大，过去不绝于耳的中国崩溃论因而再次涌现。

这轮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到底是因为结构性的内因所致，还是，因为国际经济尚未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的周期性外因所引起？ 其实，不只中国，许多过去增长表现良好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同期出现了和中国相同而且情况更为严重的增长速度下滑。例如，2010至2012年巴西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5%、2.7%、0.9%，印度为10.5%、6.3%、3.2%。不仅如此，许多结构比较完善的高收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同样的下滑。这三年间韩国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3%、3.7%、2.0%，台湾为10.7%、4.1%、1.3%，新加坡为14.8%、5.0%、1.3%。从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出，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所致。

对外部周期下滑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空间很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民间的储蓄率很高，尚且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在维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只要采取必要的反周期的积极财政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可以稳定在年初预定的7.5%的增长目标之上。

展望未来中国还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是因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一直雄踞世界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它的任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的研发。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用模仿、引进、集成等方式来达到，成本和风险远低于自己研发，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它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但能高多少呢？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取得了年均7%或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加上人口增长，平均每年的GDP增长也就是2.5-3%；这13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2倍还多。

中国是从1979年的改革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既然过去33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后发优势，要想知道中国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最重要就是要判断后发优势到底还有多大。

怎么判断后发优势的大小？人均GDP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力水平，实际上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中国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跟发达国家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根据麦迪逊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这四个经济体也是上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年均7%或更高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的13个经济体中的几个。如果和美国的这个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几个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深化改革，消除各种结构性的缺陷， 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有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