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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中国转型的路径选择与“世界历史”

2013-08-19 13:03:24 作者: 文扬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人过去从没有过“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这个观念,也就是“即使从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经验来思考,历史都被视为唯一、一贯的演进过程”(福山语)的那个历史。这是个重大事实。将中国定义为“文明型国家”,区别于一般“民族国家”,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反而凸显了这个缺失。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国都是“吾闻有夷变夏者,未闻以夏变夷者也”(孟子语),从未建立起“所有人民”这一视角;二是因为华夏历史始终为循环历史观所主导,从未发展出连贯“所有时代”的进化理论;如梁启超所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史学之界说》)

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成为全球一体化世界中重要组成部分之后,中国也在“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经验”当中占有了很大的份量。为了更深地理解中国与世界、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与世界传统的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冲击,需要用到西方的“世界历史”这个理论框架。

关于“世界历史”,有多个流行的宏观理论模型可以套用,学界通常按“进化论全球史观”、“文化类型史观”和“世界体系史观”三分法来分类,每一类里又有细分。为了简化问题,本文选择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作为基本的考察框架,一个是黑格尔的“阶段发展”理论,一个是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一个是列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理论。

一、理论模型简介

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一个总体过程,既有起点也有终点,且带有理性的设计和目的,所以历史也等同于阶段性的“进步”或“发展”;没有任何“进步”或“发展”的历史,就不算是历史。

这个模型强调了历史带有目的性的线性运动,否定了所有向后看的、循环的、停滞的历史。据此,会得出如下结论:在诸多社会中,只有西方社会比较完整地实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很多其他社会甚至“没有历史”,典型者如中国和印度。用黑格尔的原话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中国“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台,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历史哲学》)

汤因比不同意这一看法,在他区别于一般“历史叙述”的“历史研究”中,历史运动体现为文明的发展,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先后出现过21个(或23个)“具有文明发展进程”的社会,演变到今天,还剩下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和远东社会这五大社会。所以,一部“世界历史”也就是不同文明社会的兴衰存亡史。在这个理论模型中,“阶段”概念并不重要,“线性”概念则完全没有,重要的是导致文明发展的基本因素和文明的兴衰周期。一旦文明发展的诸因素齐备了,文明就发展,进入上升阶段,而后又在另外一些因素作用下,陷入停滞,最终走向衰亡。

在汤因比的模型中,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不仅不是留在历史之外的停滞文明,而且还是21个文明社会中的胜出者,尽管文明生长的路径与西方社会不同,但却也经历了与西方文明差不多的一次次跃升,与西方文明并列为当今世界五大兴盛文明之列。

汤因比批评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错觉,他说:“除了由于西方文明在物质方面的世界性胜利而产生的假象外,所谓‘历史统一’的错误观念——包括那样一种推论,认为文明的河流只有我们西方的这一条,其余所有的文明不是它的支流,便是消失在沙漠里的死河——还有三个来源: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说进步是沿着一根直线发展的错觉。” (《历史研究》简写本)

列奥·施特劳斯又有所不同。在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上,他与汤因比的意见一样,他们两人所指的西方文明,不是通常所说的源自于古代希腊的那种文明,而是大约于公元1000年前后在北欧出现的一种文化。汤因比将这个新文明的诞生,归因于欧洲的基督教旧社会自公元8世纪先后受到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伊斯兰教入侵,以及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蛮族入侵之后,对这两个方面的巨大挑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应战的结果。这个应战,在北方成功地使蛮族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大大扩展了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在南方不仅将穆斯林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而且将西方的胜利扩展到了整个新世界,成就了西方对全球的征服。

在施特劳斯看来,也正是这个新的西方文化催生了一种新的信仰,即古老圣经信仰的世俗化和此岸化。如他所说:“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不再希冀天国的生活,而是要通过纯粹属人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国。”(《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在他看来,所谓的“现代性”从此诞生,自此以后的整个“世界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被单一的“现代性谋划”所主导的进程,并历经了三次宏大的“现代性浪潮”。

第一个现代性浪潮,由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所开启,政治与道德被分割开来,并化约成为了一个技术问题;第二次浪潮从卢梭开始,理性与自然被分割开来,经由康德和黑格尔确立为一种理性信仰,“公意”成为道德和政治的理想,因为它合乎理性,并通过人的历史过程来实现;第三次浪潮与尼采联系在一起,他宣称,所有的理想无非都是人类的创造活动,人类可以“重估一切价值”,对未来进行全新的谋划,人类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宰。

这里需要一点说明:认为现代性起源于圣经信仰,在公元1000年前后即已形成为一种文化,在时间上,这比大多数学者所定义的要早得多。后者例如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所言,以“进步、变化、现代化、原因、启示、发展和解放”为内在价值观的现代性,直到18世纪晚期才到来。

责任编辑:李卫公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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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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