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中国应从“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实验室”（2）

　　重绘世界工业图景

随着集装箱运输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迅猛发展，把产品分解为多个部件在全球进行制造和组装有了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兴建海外制造基地的浪潮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的成本状态来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则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离岸外包的任务从“部件-组装”升级为可以向全球委托任何分工环节，即从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由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

在全球制造时代，整个工业过程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制成的各个环节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等环节已形成了有序的全球网络。由于曾经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的生产过程已经被分布到全球，因此“工厂”的词义也需要重新认识：现在的工厂已经不是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主体，而只是全球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任务的节点，多少有点类似于“车间”的功能，世界本身才是个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只是这个“大世界工厂”中最多的车间的集合。

当前，全球工业体系的大致图景可以分为设计、原材料、制造、销售四个“模块”勾勒其轮廓。

设计是生产过程的开始，而设计的出发点是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地方能够提出最多的对工业品设计的要求。当前，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最大量的工业产品也是根据其需求设计的。设计连接的是市场与工厂，要把需求表达为工厂的操作，因此设计能力与对市场和工厂两端的理解都密切相关。当前设计能力最强的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世界上最密集的“创新”产业集群分布在美国西海岸。不过，设计过程中最大量的工作环节也是分解为模块外包出去的，承接这种“包”最多的是中国和印度。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提出的需求更多，设计能力逐渐在向中国转移。

原材料的价值其实本应由制造业来决定，但与生产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过程是国际原材料交易的金融化，原材料被称为“大宗商品”金融化了之后，其价格是由交易市场与结算货币决定的，即被中间环节决定。当前掌握货币权力的金融国家在努力与资源国家联合起来向制造业国家提出更高的要价。

制造是生产过程的核心，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制造能力。理解当代制造业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系统工程”。当代的最终工业产品其实都是系统工程产物，为了把它们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工厂”是世界这个“大世界工厂”，因此每一个具体的、传统意义上工厂的规模已经不重要。拿手机为例，为了制造一个手机的“裸机”，就需要组装数以千计的零部件，而这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的很多都有不同的可选型号，往往每个型号都是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生产的。在这幅图景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多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的所在地。而把诸多工厂串联起来的，是服务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体系”——通常是由最终产品的品牌拥有者主导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制造环节是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标的，则中国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要被出口产品的品牌拥有者来分配其分工位置，而这些品牌拥有者大部分是西方跨国公司。

销售决定着制造体系“卖什么”，从而在动态地塑造整个制造体系。在当代，销售实际上越来越成为整个工业体系中的“大头”——这一点看上去不太好理解。以电子商务为例，电子商务行业销售额最高的是电子类产品，如手机、空调、电脑等，而这类产品的售后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售后服务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往往是制造岗位的转移，比如机械、电子岗位。因此，其工作内容其实与工业岗位类似，但在统计上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产业。

当前，工业生产的序贯环节——从原材料开发、转运、加工，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的链条，即价值链已然全球化，其背后是全球信息网络的贯通和金融服务网络的衔接。曾经可以按照国界线来划分的一个个单独的产业体系，已经被全球一体化，成了全球产业链之网，我称之为“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