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

引言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利益的逐渐拓展，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日益增大。而每当中国国家利益受到侵害，中国国内民众便群情激奋，要求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领土争端和周边安全问题上，中国顾全大局、谋求稳定的作为更是引起国内舆论的巨大反响。坚持多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略引起了疑虑，对“不结盟”政策的争议也纷至沓来，要求中国重新审视不结盟政策的呼声不时响起。当前，尽管坚持不结盟政策的仍大有人在，①但主张中国结盟的学者也不在少数，①或者主张建立准联盟或软性联盟。②这些争论涉及中国结盟与否、与谁结盟以及如何结盟等问题。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就这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而只是分析中国为何不结盟及其内在合理性。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不结盟原因的认识存在许多分歧：一是认为中国固守不结盟政策是外交政策缺乏调整与灵活性；二是认为中国的伙伴关系在事实上构建了联盟关系。这些认识忽视了中国所主张的新安全观、冷战后军事联盟的发展困境、淡化不结盟政策对国家利益的政策效益以及历史学习、战略文化等因素对不结盟政策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的不结盟并非外交政策因袭禁锢，也并非伙伴关系事实承担联盟职能，而是源自对联盟不合时宜的认识，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谋求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的共同需要，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探讨中国的不结盟政策，有必要先厘清联盟的概念。学术界关于联盟的定义多种多样，而且在英语当中“alliance”、“alignment”、“coalition”、“pact”、“bloc”、“entente”都表示不同程度的安全合作关系。③

不过一般比较常用的是“alliance”，主要是指军事安全领域的结盟，也即狭义上的联盟。如罗伯特·奥斯古德认为，“联盟是国家做出安全承诺的一种形式，相关国家会签署一项正式协议，承诺使用军事资源反对具体的敌人，或考虑(单方面或联合)使用武力。”④沃尔弗斯认为，“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协定”。⑤

通过正式协定建立军事联合是一种比较严格的狭义联盟概念。随着军事安全的不断弱化与安全化所带来的安全内涵与外延的日益扩大，联盟也由军事安全领域走向综合安全，由正式军事条约走向默认的军事行动协作。如吉伯勒认为“联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就未来采取与安全有关行动而做出的正式承诺”。⑥

权威工具书《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则定义联盟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集合他们的国力以增进安全而建立的一种长期的政治与军事关系”。①

更有甚者，将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也称作联盟，严重偏离了联盟的原有内涵。同时也应该看到，冷战后联盟形式与内涵日渐变化，如美国因各种任务需要而建立的临时性的“志愿者联盟”、各种准联盟、联合阵线等非正式的较为灵活的联盟形式，②军事联盟存在一定困境。总体而言，关于联盟的概念成百上千，狭义的联盟比较容易确认，广义的联盟则很难达成共识。

本文的联盟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联盟，即“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协定”③，不包括经济联盟、软性联盟、战略协商联盟等非安全领域的结盟。因此，本文主要针对中国为何不在传统安全领域结盟展开研究。④

首先，通过历史文献回顾并分析中国不结盟政策的缘起与内涵；其次，比较分析中国伙伴关系与联盟的异同；最后，结合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态势和中国安全政策本身论述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合理性。

一、中国不结盟政策的缘起与内涵

对于中国为何坚持不结盟政策，一种观点将其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中国官方外交政策缺乏灵活性。其实这种认识存在许多“盲点”：一是不结盟政策并非始于中苏关系破裂或改革开放，而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二是新中国的外交并非结盟、不结盟与伙伴关系的结盟向度，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或外交政策；三是对我国主张的不结盟政策的背景与内涵认识不清。下文主要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外交部分、国防白皮书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等资料，对我国的不结盟政策做一番简明梳理。

我国的不结盟政策并非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已确立，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于国际形势的判断而做出的战略和外交决策。“文革”结束后，我国并未迅速改变对外政策，而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共十一大报告指出，“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⑤“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

之后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仍然肯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②197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③

这至少表明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政策还未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④为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建立联盟(不排除是安全联盟)极有可能，不结盟政策也就无从谈起。

最早关于中国不结盟的明确阐述，主要见于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⑤目前大多认为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了中国不结盟政策。在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会议上，邓小平在致开幕词时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许多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不结盟政策的正式确立。⑥

其实，邓小平当时表达的更多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意愿，并非提出不结盟政策，中国不愿因介入美苏争霸而损害自己的利益。⑦之后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中国不与美苏超级大国结盟的意愿。“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⑧

从小平同志当时的讲话来看，不结盟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并非开启中国外交政策的新阶段，更多地作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手段、方式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不结盟的表述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报告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体现。198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⑨党代会报告明确关于不结盟的阐述则要晚一些。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十五大报告则申明，“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①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也明确指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②

这些官方政策立场的表述表明，不结盟已上升到我国国家意志的高度，也被认为是当前中国不结盟的重要原因。不过应该看到，80年代以来，尽管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报告中都提到不结盟，但不结盟政策是否作为一项我国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却值得考究。从党和政府重要文献的表述来看，我国一直认为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变更。提出不结盟是为了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未取得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相当的地位，③并且有着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不结盟的政策内涵也比较模糊，有许多值得深究的地方，特别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不结盟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不结盟政策，主要基于当时美苏争霸形势，中国不愿成为任一超级大国的附庸。中国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为了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不与超级大国或大国结盟既是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体现，也是谋求和平环境以发展经济的需要。④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主张不结盟，则是顺应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倡导以新安全观处理国家间安全关系而非结盟对抗。但中国的不结盟政策表述语焉不详，进而导致对内涵的理解五花八门。如有学者认为，真正的不结盟是既不与大国结盟或形成战略关系，也不充当第三世界的盟主；⑤有些学者则认为，真正的不结盟并不是闭关自守，自我封闭，孤军作战，而是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⑥“中国不结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表现为注重发挥自己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坚持独立自主同时顾全大局，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赞誉。”⑦也有学者通过总结邓小平的讲话指出，不结盟政策是不同任何国家搞结盟或战略关系，根据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与立场，不在美苏之间搞平衡交易。⑧这些表述都解释了不结盟政策的一些内容，但缺乏与时代背景、前提条件的结合。

不结盟应该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下，为了推进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而进行的一种无敌关系构建，广泛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路线，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也不搞军事集团之类的变相结盟。正如国防白皮书所述，“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①关于不结盟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关系，基本可以认定不结盟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服务于独立自主的重要手段。“不结盟外交思想、政策是独立自主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在我国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调整过程中逐渐形成。”②

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提出不结盟外交战略，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主权与领土完整”。因此，对不结盟政策的审视不能脱离我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