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武:“留学运动”与文化自信——从韩亚空难说起(4)
中国“赶超”的可能性
笔者对中国走出这关键的“赶超”一步持谨慎乐观态度。在当代中国,已有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教育的危机所在,并且已经开展了一些实验。比如说,中山大学的甘阳教授,在中山大学创办了博雅学院,采用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的教学法,目前已有一届本科生毕业,获得较好的社会反响。甘阳教授还在暑期举办“通识教育”暑期班,向全国各高校推广这一教育思路。目前已有若干有影响力的大学已开展“通识教育”,尽管在模式上存在内部差异,但对经典阅读、小班讨论的共识已越来越强。
有意思的,与甘阳教授共同进行这项试验的学者中,有很多正是留学归国人员。他们长期在西方学习,对西方教育的竞争力和弱点所在都有深切的体会。而西方的教育并没有磨灭他们的文化自信,相反,对文化差异的深切体会,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中国文化自觉。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基础深厚、人口众多带来的好处:不管普通精英和大众是如何崇洋,总会有一些另类的人存在。而且危机感和使命感会让他们更加努力地研习中学与西学,用更有思想含量的作品来赢得社会影响力。
而出生于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的孩子的留学,也与其前辈有较大不同。在他们成长的年代,中国已经逐渐摆脱贫穷,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快速缩小,在一些领域(如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因此,尽管他们的父母仍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留学,他们却的心态却日益平和。
留学人员的增多,也迫使中国社会发展出一套机制,来对留学归国人员进行筛选,区分出上品、中品与鱼目混珠者。用人单位必将更看重能力,而对文凭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一个可能的方向是,用人单位会日益重视学生出国之前就读的学校。因为对基础教育稍作研究者均知道,中国在基础教育方面在世界上是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所作的制度性筛选,理应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
当代中国距离形成成熟的社会身份授予机制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如果消化了“留学运动”,我们就距离目标大大前进了一步。
由于中国的规模与国际影响力,一个文化上自信的中国会迅速成为其他国家“留学运动”的目的地。只要中国在一二十年内能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我们能很快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但由于现阶段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文化自信的不足,仍存在出现“自毁长城”式改革的危险。如何排除中国稳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有识之士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