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须建构理性精神
拙作《中国人成熟吗？》出版后，受到了来自多个方向朋友的批评。左派朋友误以为笔者以西方价值观来看中国问题；自由派朋友则指责笔者回避体制问题，仅将矛头指向文化和国民性。其实，双方的朋友都误解了。
《中国人成熟吗？》一书是对中华民族集体精神世界一些深层盲点的探讨。这些盲点表现各不相同，成因千差万别，但从方法论角度看，均来源于中华民族集体精神的深处，缺乏一种理性精神。
由于缺乏理性，多少年来，我们似乎一直在谈中国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但由于没有触及到一些本质东西，所以多年来我们谈问题，大都是在谈问题的表层，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由于没有触及到本质，所以我们只能在表层上打转，在情绪上争执。同时，由于情绪占了上风，所以当我们谈解决问题的方案时，首先占据上风的也是情绪，而缺乏理性、冷静、逻辑和超越。为了情绪，中国人可以互相指责，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杀戮，岂不知这些方案其实都是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切入点有所不同而已。
今天横贯中国的左右之争，其实犯的正是中国千百年来的这一老毛病。
左右之争，绕过问题核心
今天的中国，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共识分裂的现象。在今天中国的公共舆论场，我们看到较多的是“树标杆”或“立场划界”的现象，只要是出位的言论并能起到树立标杆的作用，那么就一定能有吸引眼球的效果。舆论场表面上看被搞得沸沸扬扬，但社会的思维水准却大大下降了。
在整个社会非常迷茫的时候，需要的不再是在事物的表层做许多情绪化的争执，也不再是左右阵营“标杆式”的打擂台。对于迷茫的中国民众来说，这些情绪化和擂台式的争执，抓住的只是其茫然的情绪，而绕过的却是真正的问题。中国许多真正的问题，就是这样在情绪和争执之中溜走了，被严重忽略并留给了下一代，一如中国人今天的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前辈们的不够理性而留下来的。
今天的中国民间和思想界，可谓被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充满了思想混乱的局面。这种情况，有点类似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思想界的状况。当时，欧洲大陆人们的思想，也如刚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各种思潮充斥其间，使人们莫衷一是。这种思想混乱最终导致了上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的种种悲剧。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和宽容中伴有理性和思辨，从而既保证人们的思想自由，同时又确保拥有相当程度的理性和思辨能力，最后展现的是高度自由与高度理性结合的现代文明社会。而茫然的思想状况，则是多元背后的混乱，继而无从获得理性与思辨的矫正。这显然十分危险，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
我在这里倒是想跳出就事论事的分析，进入更深一层的探讨。无论是中国近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还是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跳离事物的表层，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中国人做事其实有着一些看似共同的规律。这些所谓的规律若归纳起来，大概就这么几条：一、看问题往往停留在表面，思维缺乏穿透力；二、做事论道大都比较情绪化，缺乏理性和超越精神。
中国精英须补理性精神课
理性一词，在德文中叫Vernunft，在英文中叫Reasoning，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摆脱蒙昧和迷信，摆脱情绪，直面真理以及真理背后的逻辑。理性精神的根基是逻辑学，以及通过逻辑来探究事物的基本思维方式。有了以逻辑见长的思维方式，人们就不再停留在事物的表象，而更为关注表象背后的逻辑；而一旦进入事物背后的逻辑层面，亦即摆脱了事物表象的纷扰，人们也就比较容易保持冷静，不太容易走向情绪，更不容易走向极端。理性与冷静往往是孪生兄弟，唯有理性才能冷静，也才能超越。
千百年来，面对中国盘根错节的问题，先贤前辈们虽然提出过许多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案，但最终却总是不了了之，中华民族始终在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中循环。虽然中华民族也总是在进步，但它的进步总是以付出代价为前提，而且其代价总是过于沉重。其间最根本的原因，恕我直言，来源于中华民族缺乏理性精神。因此千百年来，尤其是最近百余年来，中华民族不乏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但却始终不能真正在救国的问题上抓住问题的核心。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理性精神，无法直达问题的核心，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似乎很难摆脱情绪，似乎总是把自己的情绪放在最高位置上，这样几乎永远也无法具有真正的超越性。
今天中国的左右之争也十分类似。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成就与问题并存，前景与危机共现。现阶段的中国，十分需要的是对转型深层规律和逻辑的研究，并在转型深层规律和逻辑的层面上达成基本共识。然而，今天的中国公共舆论场，几乎没有对转型深层规律的严肃探讨，有的只是各种情绪的纷扰和对抗。表面上看，各种情绪的持有者似乎也提出了各自解决问题的方案，但由于这些方案与转型的深层规律及其逻辑相距甚远，因此自然遭到另一派的激烈反对和对抗；在情绪的对抗中，问题的本质被巧妙地绕过了。
因此，以一种高度理性的精神冷静下来，跳出情绪纷扰，沉下心来直面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和逻辑，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
（作者为香港时政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