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民主政治的困境

在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为保障公共利益。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但在实际的政治对接中，民主制度并不可能把机会平等地开放给所有的人。欧债危机和金融危机意味着，罗尔斯的第二原则的第二点要求在政治实践中落空了。现在的西方社会，机会更多地倾向于那些由于行动边界以及全球化从而不受国家监管的国际资本力量，恰恰是对这样的力量以及由于这些力量对更大利润的追求所引发的问题，民主政府是无能为力的。

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政府保障公共利益的能力开始受到怀疑。但这显然并非是由于奥巴马政府本身不努力。作为民选政府，其对公共利益仍然是重视有加的。但问题在于，政府对金融市场调控的软弱性已经暴露无遗：在金融体系全球化的时代，各国货币当局几乎无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都明显滞后于全球市场环境的变化，最强势的美国货币当局金融监管也只能以个别国家为立足点，在操作中面对国际化金融机构及国际金融市场鞭长莫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资本跃出国门而获得更大的权力，而民主政治对资本的监控能力却相应下降。

更有甚者，有时民主政府本身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直接损害公共利益。如欧债危机中，在希腊、西班牙等国家，民选政治家为了取得选民支持等短期利益而不断刺激经济增长，每届政府都为此借下债务，最终积累成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而导致国家破产。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公共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反映和执行。但这两者往往并不一致，欧债危机实际上源于民主政体的无能和短视。

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先后体现了民主政治制度对于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问题无能为力，而华尔街运动、斯诺登事件等更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不满情绪推向顶峰。2011年秋的华尔街运动并非出于对民主的反对，恰恰相反，参与的人们实际上是在用作为一种民情的民主来逼迫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使其决策更倾向于中下阶层。至于维基泄密事件和斯诺登事件，则体现出社会对于民主制度的不信任开始加剧。在无制度可依赖的情况下，甚至诉诸个人挑战体制这种极端的手段。

目前西方国家汹汹民意的表达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即人们都知道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但没有人知道改变什么和如何改变。他们向政治家施加压力，但政治家也不知道如何去做，虽然他们知道如何去说。

当然，民主政治并不一定就会因目前的危机而受到无法逆转的损失。在历史上，民主政治面临过比这更严峻的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仍然战而胜之。而战胜的秘诀不在核心宗旨变迁，而是政治流程优化。即在民主政治中，政治实质上是一个依靠集体决策的系统，除了正式选举和全民投票这些正式的形式外，日常的公共领域的交往网络也能够对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并通过激发起公众意见而成为交往权力，对政府权力形成压力。民众的素质越高，交往权力和因此而形成的决策就更优化。如此形成的政治选择往往会凝聚更多的力量而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本身。当然，这种凝聚共识的选择也许并不一定由政府带来。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及之前出现的茶党政治来看，人们对这些力量一方面认为是对民主政治的挑战，也同时意识到这和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一样，制度之外非正式方式的政治改造往往会成为重要的制度变革动力。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谈到他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没有改变。但必须明白，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模式。从斯堪的纳维亚到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如果说我的观点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我更清晰地了解到，创造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有多么艰难。”“没有制度，社会便无从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厌烦的妥协。”民主政治制度若想走出目前的困境，更多的对于体制外力量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