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自由主义通往哪里？

自由主义通往哪里？自然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讲自由主义必然通向民主，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由主义是另一条通向奴役之路，对此正如奥威尔在抨击哈耶克时所说的：“对广大民众来讲，回到自由竞争比暴君更糟糕，因为更不负责任。”美国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政治自由与平等，经济上容忍不平等，而且认为经济不平等正是政治民主，机会均等基础上自由竞争的结果，反之，如果试图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对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加以任何干涉，事实上都是对政治自由平等原则的违背和侵犯。但是，问题是经济不平等反过来能够确保政治自由与平等吗？因为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经济垄断与经济强势，由此必然影响政治上的平等与民主，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制度设计中的一个悖论。

美国天生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主义是其治国之本，但是美国的历史并没有通往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社会，而是从民主和自由一步一步通往1%有，1%治，1%享的奴役之路。事实是当美国社会已成为跨越种族、族裔、性别和其他排除形式的障碍而成为更加个性化的实体时，它同时也蒙受了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的“阵痛”。一方面，差距不仅存在于穷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享有特权的专业人员、经理和企业所有者之间。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仅仅停留在靠夫妻双方劳动而不困难的境况之中。许多黑人，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和充当家长的妇女已发现他们本人缺乏根基。例如，在公立学校里存在着由于收入和种族原因而被分离的现象。与此同时，富人和超级富人也变得如此之多，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确，美国最富的1%的人不仅脱离了穷人，而且也脱离了中产阶级。美国经济不平等增长的现象已被广泛研究并获得重要成果。完美的收入平等应当意味着五分之一的人口获得20%的国家收入。无论如何，2001年，最富有之五分之一的人口得到了47.7%的家庭收入；中产阶级（三分之一和五分之四）分别获得了15.5%和22.9%，而底层的五分之二只获得了不足10%。（21%的家庭收入落入最高5%人口的手中。）简而言之，最富有的20%的人口获得了国家收入的近一半。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杰弗锐·A·温特更加详细地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自1993年以来，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已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大部分已停滞。然而，以此同时，处于顶端的人却无比成功。结果显然是加剧了不平等。从整体上讲，美国300，000个顶端人物几乎得到了与1.5亿底层人民一样多的收入。这一顶端集团的每个纳税人得到的收入是一半底层人民平均收入的440倍；1980年以来，其差距几乎增加了四倍。这种经济不平等的明显增长可以以工厂工人与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工资之间的巨大差距予以描述。1973年，重要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27倍。然而，到2005年，当工人的平均工资为41，861美元时，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则达到10，980，000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62倍。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关于顶端人物内部收入的故事；他们之间的差距也是十分引人注意的。2006年，3个从事投资活动的经理，每人带回家的钱都超过10亿美元。这样，首席执行官平均1000万美元的收入与他们的相比，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3个经理的收入加在一起是44亿美元。其中最高的是詹姆斯·西门士，17亿美元，接下来是肯尼思·格里芬和爱德华·拉波特，分别为14亿和13亿美元。25个顶端期货交易经理2006年总共收入140亿美元，比约旦或乌拉圭的国内生产总值还高。更令人吃惊的是，2007年，投资公司经理的收入状况更加漂亮：25个顶端人物的总收入从140亿美元，一跃而升为220亿美元，最高的前5位每位拿回家的工资都超过1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