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中国对世界历史的立场（一）（2）

还有一个影响比他们更大的半文半官的人名叫蔡元培。蔡元培来得更加干脆。他在五四期间走向街头的青年之前。1912年他刚刚上任新成立的中国民国的教育总长的时候，就以国家法律的方式颁布了《教育法》，规定我们中国的国民教育不能教中国的经书，必须切断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这是蔡元培干的活，1912年这么早就开始干的。所以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用一场文化运动来论证蔡元培的做法是对的。蔡元培为什么支持陈独秀他们搞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就论证了他的做法是对的。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在失败悲情的驱动之下，痛下决心抛弃我们的民族文化，切断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要号召中国这个民族、这些人民一心一意的跟着西方闯前途，这是那代人的选择。

当然，那代人的选择自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中国连连失败了几十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反抗侵略的过程中确实是节节败退，没有哪一个重要的环节胜利过。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悲情。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自有他们的道理，而且他们做这种选择，绝对是出于对中华民族无可置疑的责任感。所以，他们的动因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是他们当年的选择虽然有相当的道理，要拿到今天来看，今天如果我们继续按照他们的选择来走，那就未必有多少道理，甚至可能完全没有道理。

再一个，他们当年这个选择就是因为受到了民族失败悲情的感染，而这个感染很大程度是他们并不了解西方在其他地方取得了怎样的胜利，世界上中国和西方之外所有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又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失败。他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予以思考，然后再来对中国做一个判断。我认为他们缺乏了这么一个过程。

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之中，也是读八十年代的学者的书长大的，是读鲁迅、胡适、蔡元培那一代人的书长大的。所以我在以前跟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怀着浓重的失败悲情。所以八十年代我对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是非常着迷、非常赞同，不但自己爱看，还要推荐给别人看，不但推荐给别人看，还给当时我的学生去介绍。我当时也是那样的状态，因为中国整个读书人群体都是这种状态。我们读书人读谁的书？读前辈读书人写的书。前辈读书人是那么看的，那么我们这一代读书人肯定也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们就是看他的书长大的，我们就是接受他洗脑的，所以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也曾经怀有浓重的民族悲情，很自卑，觉得我们中国不行，觉得中华民族不行，觉得中国人不行，觉得中国政治不行，觉得中国体制不行，什么都不行。谁行？欧洲人行，美国人行。我八十年代就这么看问题的。

但是后来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我有一些机缘把视野扩得更大一点，更宽一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2004年之后的那两三年，我对西方的殖民史很感兴趣，也是有意地要比较一下。我说中国失败了那么多年，那别的国家失败了多少年？我想比较一下，于是我就去读人类学，读人类学的时候就接触到西方殖民史。我看了殖民史之后，发现我掌握的材料，第一，跟中国官方的教科书告诉给我们的不一样，要宽广的多；第二，跟八十年代以来，或者说鲁迅那一代人以来的中国几代文化人所提供的说法也不一样，要多得多。

我简单地稍微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其他情况。这些情况促使我回过头来看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我觉得我那种失败悲情就迅速地得到了改变。因为我的结论改变了。我的结论跟鲁迅胡适的结论大不一样，跟柏杨的结论大不一样，跟当下知识界主流的结论也大不一样。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在遭遇西方侵略的时候，确实是节节败退。但是西方在扩张的时候，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只侵略中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拉开一点来看。它甚至也不是最早侵略中国，它是先侵略了世界上所有所有的地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之后，再来侵略中国的。中国是它最后一个想拿下的地方。这样一比较，我想我们大概就能够轻松一点。你说我们打不过西方是我们的错，那全世界所有非西方的国家都打不过西方，那你说全世界都错了？那这个地球上千千万万的种族，只有西方一个种族是对的，全世界的种族都错了？即使都错了，那究竟错在哪里？也不能像鲁迅和胡适解释的那么简单吧。中国文化不行？中国文化不行，为什么非洲文化也不行？印度文化也不行？美洲文化也不行？澳洲文化也不行？所有人的文化都不行，为什么只有西方的文化行？你这个判断本身就要非常慎重。为什么西方起来之后，就要把全世界的文化都说得不行？把全世界的文化都说得不行，这最后的结果是对谁有利？你就要去面对这些问题。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说我们反抗侵略反抗错了，因为它来中国本意是要跟我们和平的、平等的做生意。可是西方在侵略中国之前已经侵略了别人三百多年，这三百多年侵略其他国家的时候，有哪一个案例它是平等的、和平的跟别人做生意的？你举一个例子给我看看。有没有哪一个中国学者能举得出来？或者有没有哪一个西方学者能举得出来？西方学者不屑于举这种例子，因为真有这种例子的话他们早就举出来了。他们根本不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假如西方人证明了一条规律：西方人在殖民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对待过别的民族，只有血与火的经历—西方学者讲这个话对西方种族是不利的所以西方的主流学术界绝不会讲这种话的。每个民族的学者都是民族利益的维护者，除了一些怀有逆向种族主义情结的中国学者之外。所以西方人绝不会说，我们西方人五百年来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别的国家平等做生意，我们都是打。西方学者不会讲这个话。奇怪就奇怪在中国一百多年来，这么多学者没有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西方它就没有跟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平等地做过生意。到今天为止有没有？我告诉你，没有。可是这些中国学者竟然批评170年前满清朝廷的官员和皇廷不跟西方平等地做生意。这种批评有道理吗？西方人有一秒钟想过要跟我们做平等生意吗？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我们在没有足够的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做的那些结论，全部是错误的结论，全部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