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中国对世界历史的立场（一）

九十四年前的今天，北京地区最有责任感的一批学生，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走上街头振臂高呼。九十四年之后的今天，咱们北京的大学生不需要走上街头了，可以坐在这里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听一个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学人来谈自己的体会。这个变化就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九十四年来巨大的成就、巨大的成功。我提议，为我们中华民族九十四年来的成功鼓掌祝贺。

我今天晚上要讲的正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要摆脱。我们中国走到今天的时候要摆脱一种情结，就是近代以来的失败悲情。一定要摆脱这个失败悲情。我们都是读书走过来的。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读过中国的近代史，这个近代史从各个角度来说都很悲惨，我们先是失败，再是失败，还是失败；先是屈辱，再是屈辱，还是屈辱。我们每个人都读得很生气。然后就给我们种下一颗种子：咱们中华民族怎么了？咱们泱泱大国怎么了？为什么如此不行？我想我们每一个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这样想问题，而最后我们所得出的印象难免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实在不行。你看，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还有那么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还有各种各样的屈辱。这个民族实在不行—难免种下这样的种子，一直到我们这种自我体任慢慢地弥散到每个人心里。

到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我们捧出了一个民族的代言人，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接连失败有最痛切的感受。在失败之后他就认为中国文化不行，甚至怀疑中国种族不行，

觉得我们要深刻反思。这是二十世纪前期这么一个代表人物，被中华民族认作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旗帜。我们为什么打这面旗帜？它代表着我们民族全面染上了近代以来的失败悲情，就觉得中国不行、民族不行、文化不行，要重新来。这种情绪没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全去掉，也没有随着中国成为核国家之后，在世界上拥有了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而去掉。

一直到八十年代，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悲情思潮。这个代表人物不再是鲁迅，而是台湾的柏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出版了台湾柏杨的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他那种对于民族的爱跟鲁迅一样，我们也不用怀疑。但是这个人的思维比鲁迅更加激烈、更加简单，他更加不留余地地否定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的东西，强化中华民族一些不好的非主流的东西，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文化是一口大酱缸，我们这些中国人就是这个大酱缸里的酱缸蛆，蛆虫。我们是蛆虫。当然，如果他是从哲学上对人类的困境、人类的卑微做探索，他怎么讲都是可以的，一种哲学探讨嘛。但问题是他这个话不是哲学探讨，而是一个历史的探讨，是一个民族的探讨，是一个文化的探讨，特别是一个国际比较视野的探讨。当他说我们是一口大酱缸的时候，他是说那些欺负我们的国家不是酱缸，它们是天堂。当他说我们中国人是这个酱缸里的酱缸蛆的时候，他是说那些侵略我们的国家的国民是伟大的人，是健全的人。他对应的观念是这样。

柏杨的这些学说，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可以说是红极一时。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信服他的说法在这个说法的刺激之下，中国的文化界迅速地出现一种思潮，就是逆向种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影响强大，在我们的网络上即使不能说是主流声音，也是最强大的声音。我们现在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有这么一种表达的模式：咱们中国体制就是不行，咱们这个民族就是不行，咱们中国人就是不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固定的表达模式，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做这种表述。这个就说明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读书人中比较深入人心，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

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对这么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学说有着这么广泛的认同呢？它的来源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备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民族悲情，觉得我们这种接连的失败太悲惨了，这个失败的事实证明了我们民族确实不行，证明了我们是个大酱缸，证明了我们这些国民是酱缸蛆，是沿着这种悲情走过来的。

而我们的国民教育中整个近代史的叙述方式可能也存在某种偏差。官方正统的叙事方式是采用批判的态度，批判帝国主义的入侵，彰显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这种勇气和行为。这是一种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大体是正确的。但是很遗憾，这个表述的过程缺乏一个世界背景和国际比较的视野，因为你怎么样讲中国人民有反抗侵略的决心，我们怎么就老有人侵略呢？而且我们反抗侵略怎么就老失败呢？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们摆脱不掉。所以这种叙述方式也多少还给我们一种屈辱感。而另一种叙述方式就是现在知识界流行的叙述方式。它有一整套说法，就是说人家西方找我们中国，是想正儿八经地跟我们谈生意、做交易，搞国际贸易让双方受益，让双方经济发达。可是我们中国人蠢，没有市场经济意识，不跟他做生意。所以人家打我们是万不得已。我们这种连跟人平等做生意都不懂的民族被他打败，那真是活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不行，不争气，错了。历代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错了，历代主张反抗侵略的政权也错了，我们这个民族竟然拿起枪炮来对付西方，我们就错了。这是知识界流行的解读。

这个解读给我们留下了严重的失败悲情。我们不断地自我谴责：我们怎么就这么傻呢？我们怎么就这么愚昧呢？我们怎么就在1840年之前，就不能滋长起一点点跟人做生意的意识呢？我们就这样反思自己，越反思越跟自己过不去。最后到了胡适的时候，胡适就说我们的祖宗有罪，我们的祖宗罪孽深重，我们这些人这一代人就要代祖宗忏悔，我们是个愚蠢的民族，犯了许多错误，我们要忏悔。胡适那一代人就这么说。鲁迅就干脆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然后说中国文化只会让人家静下来，没有竞争力，所以我们不要读中国书，只能读外国书。外国书也不是哪个外国都好，只有西方国家那个外国是好的。当时两个影响大的文化人都是这么一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