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6）

（五）完善贤能政治  中国共产党“现实存在”的贤能政治好处很明显。干部要经过极其严格的人才选拔过程，只有那些既往政绩优异的人才有可能晋升到政府的最高层。培训过程包括对品德的培养，比如通过在贫困乡村地区工作一定时间来培养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此外，这种尚贤的选拔过程可能只在一党执政的国家里方才有效。在多党制国家中，政府核心成员会因不同政党的领导而发生更迭，因此不能确保政府基层官员由于政绩突出而得到提拔，政党也没有强烈动机去培训干部，使其在政府高层工作时更富有经验。所以，即便是像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样有才能的领导人，一旦上任可能也会犯很多“新手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为迎接在政府最高层工作而应有的适当历练。中国领导人则由于经验和历练的关系，不太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最高决策出自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也消除了某一个人有着不切实际的和无知的看法，却有权作出错误决策的情况（如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的受教育妇女生育优惠的政策，其理论基础是多数科学家反对的优生学）。

中国领导人上任后，他们能够作出虑及所有利害相关者利益的决定，包括子孙后代和居住在国外的人们。相比而言，在多党制民主国家，领导人通常经过竞选获任，他们需要操心下届选举的问题，很可能基于关系到他们连任机会的短期政治考虑而作出决策。像后代子孙这些非选民的利益，即便会受其政策影响，假如与现任选民利益相冲突，也很有可能不会被认真对待。

此外，在西方式民主中，真正的掌权者是在选举中由人民选出的人，这个事实往往意味着“官僚”并不倍受重视；因此，相对平庸者会进入官僚体制。这一缺陷在美国政治体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最近我与一位年轻的罗德奖学金（也许是美国教育体制中最有名望的奖学金，意在选拔未来领导）获得者的谈话中便可见一二。她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我建议她或许可以进入美国国务院，但是她说，有人曾警告她，有志向有才能的人很难从那样的体制中脱颖而出。相反地，中国政治体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官僚”和“掌权者”，从而不会阻碍有志向的人才加入这个政治体制的基层，因为他们有望向高层晋升。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就应该努力学习中国式的贤能政治。一方面，贤能政治更易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形式中表现得可行而稳定：像前面提到的，政治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国家的人们更趋向于重视贤能政治，然而在其他文化中可能并非如此。比方说，美国政治文化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精英”思潮，因此很难想象它会支持贤能统治的一党制。这并不是否认美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精英主义元素（例如，最近数任美国总统都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但政治领导人往往不愿公开表现出这些精英主义特征。再者，很难想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会作出鼓励更加贤能化的重大宪法改革（可以预见更糟糕的宪法改革———例如，倘若美国本土遭到另一起重大恐怖袭击———而不是好转的）。与之相反，中国宪法体制在必要的情况下更有可能进行重大变革。

笔者也并不是说中国“现实存在的贤能政治”已尽善尽美。中国的贤能政治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中国领导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扶贫成就，数亿人摆脱贫穷走上了富裕之路。但同样明显的是，中国的一些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环境破坏、政府官员滥用权力、为了自身利益扭曲经济体制的过分强大的国有企业等，似乎是在政治体制变得更加贤能化的同时恶化了。问题部分地在于中国各级政府缺乏民主，毕竟，民主可以提供权力制衡，也为边缘化的群体提供表达政治意愿的机会；但部分地也是因为贤能政治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制度在过去三十年间逐渐贤能化，而未来能够、也应该更为贤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