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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亦南:虚实之间的抗战老兵

2013-07-09 08:51:0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真正纯粹的革命者,不论中外,多少都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至于那些被迫卷入革命,参与战事的普通民众,既有在斗争过程中养成觉悟而牺牲者,也有未养成觉悟而牺牲者。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期间,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何止千万。新中国成立时,各地基层参加革命者往往十不存一。幸存下来的斗士,无论其初衷如何,大多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做出了堪称卓越的贡献,受到各族民众的热爱和尊敬。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中共革命宿老的相继离世、两岸关系的极大改善、中共统战的现实需要、其宣传政策的全面失败、以及新闻采编人员专业素养的逐日下滑等因素,大规模重塑历史的行为,尤其是解构中共烈士,消费老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战士,编造或夸大民国时期国民革命军官兵抗敌事迹与历史遭遇的趋势值得关注。在两岸尚未结束政治对立和敌对状态的现实条件下,这种以统战需要、公众娱乐或还原历史等不同面目出现的宣传攻势,已经而且必将持续产生此消彼长、潜移默化的社会效应。

近日,经中国新闻社、中国广播网、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央媒体报道,自称曾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党重庆军队警备司令部情报组组长的昆明老人陈世麟(一作陈士麟)突然暴得大名。记者称,现年93岁的陈世麟在60年前“曾凭独特的‘听风’本领”刺杀了敌占区的汪伪政权武汉市长。抗战胜利后,“离开部队的他一直任职于昆明蓄电池厂,为千家万户亮上电灯。”报道同时说,陈世麟自1975年起在昆明定居,至今蜗居于公厕旁边的一处小房间里。

然而,普通读者只需掌握一些基本常识就可以断定,陈世麟的所谓事迹完全不属实;几乎每一处假定事实都千疮百孔,该文作者和所有跟风炒作的新闻从业者的求证水平也近乎为零。

且不论蓄电池与千家万户的电灯是否有关,60年前的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年,敌占区和汪伪政权早已灰飞烟灭。武汉1938年10月陷于日军之手。从1939年到1945年,在此出任伪政权市长的仅有张仁蠡和石星川两人。张仁蠡于1951年被新中国人民政府处决,石星川则在1948年死于国民政府狱中;陈世麟与二人中任何一人的死都毫无关系,施展所谓“听风”等神鬼妖魔本领更是纯属臆造。

那么,这名听风老人在抗战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昆明蓄电池厂成立于1949年,陈世麟是断无可能在抗战胜利后就加入这家并不存在的单位的。据云南信息报7月2日的报道,陈世麟现手持一份由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省站长沈醉于1983年5月3日亲笔写就的文件,上书“兹证明陈世麟于一九四九年在我领导的国民党第八军随军调查组工作时,在云南和平解放中按照我的命令,放下武器没有抵抗,应按投诚人员安置为感。”

而据云南信息港7月7日的报道,老家在四川的陈世麟在1940年毕业后,来到重庆的中央军委电讯班学习,曾随戴笠深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后任国军第八军参谋,在滇西“继续抗战”。“云南解放后,陈世麟回到妻子的老家临沧市凤庆县,隐姓埋名生活了几年。直到针对国民党军官的特赦令颁布后,陈世麟才重返社会,与妻子一起被分配到昆明市蓄电池厂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

于是,在各家中央媒体报道里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就这样逐渐浮出水面了:陈世麟,男,原籍四川,历任国民党军统情报组组长、保密局特务人员、第八军随军调查组成员,曾随军统局局长戴笠赴各地工作,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后潜至凤庆县,并长期藏匿。1975年3月,全国人大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后,陈被安置到昆明市蓄电池厂工作,直至1993年退休。1983年,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省站长沈醉曾为陈开具证明,希望有关部门予其投诚人员待遇,未果。

试问这样一份“抗战老兵”的履历,还能博取多少同情呢?

责任编辑:李卫公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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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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