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道德应不应该有功利性？

在芜湖观摩道德讲堂建设期间，我与同行的两个文化人发生了一场小争论。我认为，道德建设能否推进、深入人心，关键在于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一个简单的原则：好人有好报。他俩不同意我的这一观点。他们认为，道德行为应该纯粹发自内心，而不应该有任何功利性。这种听起来很高尚的说法，其来源是西方宗教的一种极端。东方宗教都很现实，比方说供奉灶王爷，给它嘴上涂点蜜，为的是让它说好话。观世音本来是男的，为了吸引女信徒，变成女的，借着“求子”而风靡中国。西方宗教的回报主要是死后的天堂，因而不注重现世的回报，在现世中便要求道德应该无功利。其实，西方宗教也有“现世报”，例如赎罪券，花多少钱买多少赎罪券，可以抵多少罪。欧洲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贵族，他买的赎罪券可以抵几十条人命。可见西方宗教的“现世报”搞得档次很低，极不合理，因而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索。由此，另一部分人要求道德要发自内心，毫无功利色彩的清教徒，似乎就显得更高尚，也成为当今某些中国人挂在嘴边以示“高尚”的托词。其实它是被西方宗教思想洗脑的结果。

如果冷静考察西方宗教要求信徒毫无功利色彩的观点，其实也有“功利性”回报，即，人死之后要去的那个地方。现代人之所以说西方宗教虚伪，关键也在这里。西方宗教说，人死之后要去的地方，是你一生无条件付出的最大回报。很多人傻乎乎地信了。但死后的事情谁都不知道，只凭掌握话语权的宗教人士胡乱解说。相反，中国宗教就实际得多。外来的佛教被改造后大大中国化，生死轮回的投胎说虽然也有死后虚妄无法兑现的色彩，但不像西方宗教有去无回，而是有来有往，至少给人留下一个可能的假设。因此，宗教对于人的道德要求、道德塑造，其实都是有回报的。以现实的眼光看，回报越是虚无缥缈，宗教便越容易虚伪，越容易成为精神鸦片。宗教许诺的回报越实际，越容易贴近民众，但对宗教自身的生存难度也越大，因为不能全靠空口白牙地胡说，要有真东西。落到现实中，越是强调道德无功利，越是容易骗人、容易失败。

我们讲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核心，从孝亲出发培养和建立非宗教化的世俗道德体系，其实也是具有功利性的。它兼顾了人的自私和利他，并让利他成为主流，反过来也满足了自私。孝敬老人是一个生生不息的长链条，今天你孝敬老人，未来你的后代孝敬你，这就是回报，就是“好人有好报”。中国的世俗道德体系不像西方宗教那么虚伪，强调所谓“无功利性”的彻底奉献，而是强调“好人有好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善与恶的认定，中国也与西方不同。像西方宗教赎罪券那样混淆善恶的东西，中国的儒家早在唐代就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最终没让它在中国形成市场。也没让宗教成为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核心。

中国社会的确也有人提出实践道德不应有任何功利性，也有人以此来要求自己。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以此要求自己，那没问题，但这种个人原则不能强迫性地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原则。此外，即便有人这么要求自己并且实践，也是在长时段和短时段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这种观念只是不那么强烈、明确地要求“现世报”、“立即报”，就好比不像某人做钟点工，要求当场结算。而是在未来某个时候，以某一种方式回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表示了这种回报的不确定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所许诺的“现世报”，不管是西方宗教的“赎罪券”，还是中国宗教的“烧头香”等，都应太急功近利，而失去了建设道德的本意，变成了一场买卖。中国人希望的“现世报”更多是对恶行，而非善举。这是惩恶扬善的要求。

从本质上说，任何道德行为如果能够畅行社会，一定是要有回报的。只不过我们在说“好人有好报”的时候，对于何为“好人”，何为“好报”有不同的理解。在芜湖的一个道德讲堂，我听到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位女性结婚后生子，没几年发现儿子得了重度肌无力症。夫妻俩花了很多钱到处给孩子看病，还借了很多债。结果，孩子的病没治好，公婆累到了，丈夫又出车祸，在医院治了很长时间，最终也去世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祥林嫂的故事，这个家庭完全靠这个坚强的女人支撑着。她也发问：为何不幸都落在我的身上？与我同行的两个文化人说：这就是“好人没好报”的典型，所以，强调“好人有好报”没意义。我问：难道你们认为这样现象应该听之任之？那个女人为孩子、家庭、丈夫付出了一切，就应该没有回报？她就应该不计功利地做那些她的本分？永远成为苦命的祥林嫂？这样的社会难道不是太残酷了吗？对于个人，她可以要求自己不计回报，但对于社会，这样的“好人”就应该得到回报。现实中的回报之一便是，政府和社会帮助她解决困难。否则，我们在宣扬她的道德故事时，难道只应该看着她继续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