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埃及为何再度“革命”？ （3）

民主在埃及诞生之后却结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果实，本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埃及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在民主已经占据垄断性一元化话语权的今天，当埃及民主悲剧再一次鲜活上演时，还是令世人极为震撼。

引发此次民众大规模抗议的直接原因还是经济问题：革命成功以来，埃及人面对的是经常停电和汽油短缺，供水不足，物价上扬，失业率飙升至13%。此外社会治安持续恶化，甚至不及革命前——没有安全何来自由？看来，不管什么制度，其共性都是只要民生搞不好，就必然面临危机，甚至合法性危机。从这一点来看，任何制度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绩效之上的。

但埃及的经济问题的责任显然不能都归罪于执政仅一年的穆尔西。我们不妨放眼伊斯兰世界，除了石油国家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之外，除了一个地处欧洲、进行了较为彻底的世俗化变革的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进入到富裕国家行列。这应该是和伊斯兰文明与现代化的冲突有关。比如政教分离、男女平等、商业化及市场规则的尊重（比如产业利润分摊，银行要收利息）、宗教团体放弃对土地等资源的占有。

具体到埃及自身，则还有其特殊性。一是埃及有95%土地为沙漠，尼罗河两岸4%的土地上，聚居着全国99%人口——假如美国99%的人口也聚集在4%的区域，什么制度也救不了美国。而埃及人口在25年内成长近三分之二，从1985年的五千万人，增加到今日约八千三百万人，平均年龄二十四岁。人口成长给住房和粮食生产带来巨大压力，而埃及每年小麦总消费量约一千两百万吨，其中半数仰赖进口，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沙漠地形导致生活和粮食几乎全仰赖日渐退缩的尼罗河。2008年经济危机后，倍受重创的西方内需减少，旅游人数剧减。造成埃及外派工作减少、旅游收入下滑，从而产生大批愤怒的失业青年，这就是为什么埃及发生以青年为主体的革命。革命发生后的埃及，政局持续动荡，不仅外来游客继续大幅减少，甚至在埃及的外国投资也纷纷抽逃。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二是埃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走向全面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包括提高税收、减少工资、货币贬值，削减政府开支如福利支出、电、油、食品 补贴，以积累资金加大投资。这场外来力量主导的改革虽然一度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债减少和外汇储备增加，但却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富分化。特别埃及粮食无法自给，近几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政府又减少粮食补贴，可谓火上浇油。而这个错误政策的后果并没有因为穆巴拉克的下台而消失，反而由于政局动荡而更加恶化。

引发此次民众大规模抗议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世俗派与伊斯兰派的冲突，即埃及将来是以伊斯兰宗教政治来治国理政，还是用体现埃及多样性的世俗民主原则来改造国家，是国家走向何方的全面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