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反对“挂羊头卖狗肉”不等于不卖真羊肉

今年以来，“宪政”这个词在中国媒体出现的频率很高。年初南方某报搞了一个“中国梦，宪政梦”的策划，引起不小的连锁反应。“宪政”自此成为今年的热词。最近，媒体上连续出现多篇讨论“宪政”的文章，网络上对此也是议论汹汹。反对的、拥护的，大打口水仗。普通民众未必能看清，以为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争论，事实上还是在炒过去的冷饭。

前几年，媒体和网络上热炒的词汇叫做“普世价值”。目前，这个词已经有点臭了，部分网民们用“扑食价值”、“铺市价值”、“扑屎价值”等贬低性词汇来代指它。竭力鼓吹、拥护、推广“普世价值”的人，也被网民称为“普世太保”。“宪政”一词是在“普世价值”被网民尽情嘲弄后出现的替代词。学术含义、理论含义虽然有所不同，但不必细究。关键是，两者的政治目的都差不多。估计用不了多时，“宪政”这个词也会臭掉。原因就在于学术理论概念本身与推广、利用这一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宪政派”召开的会议，主持会议的“宪政派”代表人物说：对于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应该有共识吧？比方说，言论自由。我回答说：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宪政等等，这些概念我都接受，但是，一落到实处，例如，民主怎么做？自由怎么实现？宪政的具体方式？恐怕真的难以有共识。那个会议已经过去，我还是想说明一下。普世价值以及它所包含的民主、自由等衍伸内涵，包括当前众说纷纭的“宪政”，本身并不是个坏东西，当然，也不能用“好或坏”来形容。从概念到实践，上述内容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值得探讨。然而，这并不是这些概念以及相关的舆论现象的全部。当今中国，对此仅作学究式讨论，就容易被一叶障目。

网民用自己的语言把“普世价值”之类的概念搞臭，并不是因为“普世价值”本身。而是因为在中国推广“普世价值”的人，在其中塞进了大量的私货。他们用“民主”、“自由”这样的普世概念大肆宣传，其实干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比方说民主。一般意义上，民主之“民”是指普通民众。而在推广所谓“普世价值”的人那里，民主之“民”，实际上就是富人。他们偷换了“民”的概念，嘴里说的是普通民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其实就是有钱人。对于“宪政”也一样。一般意义上的“宪政”就是依照《宪法》来施政。我们国家有《宪法》，依照《宪法》施政也没什么问题。然而，在特意鼓吹“宪政”的人那里，他们的“宪政”无非就是一件事：多党轮替执政。只不过从1957年“反右”以后，“多党轮替执政”这个词在中国媒体上不便公开出现，他们便用“宪政”来代替。有人说，这一现象说明当今某些人半个多世纪来都没什么长进。我觉得此话不太确切，换汤不换药地换说法，也算是长进。

这个问题深入地看，与社会利益阶层的分化有关。民主的合理性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全体民众各个方面都平等，这种状态下，民主的合理性最明显；二是民众有差异，或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种状态下，有人能够公平地处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民主的合理性更实际。然而，当民众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人打着全体民众的旗号，贩卖最适合自己需要的“民主”，便极具欺骗性。其中，以富人集团倡导的“民主”最具迷惑性。富人集团具有强大的经济资源，可以掌握媒体和舆论。他们利用金钱操控媒体和舆论，一方面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富人站在普通民众一边，另一方面把有利于富人集团的民主打扮成有利于全体民众的民主。虽然我们现在很少再提阶级斗争，但是，富人集团的这种做法如果过分了，阶级斗争很可能不得不重现。所谓“宪政”也类似。富人集团所要求的“宪政”、多党轮替，无非是他们在有钱了之后要求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已，他们的“宪政”也无非就是富人或富人的代理人掌握政权。

然而，换一个角度说，即便某些人在“普世价值”、“民主”、“宪政”中塞进大量私货，即便我们看明白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径，也没必要以敌对的意识针锋相对。他说“民主好”，我就说“民主坏”；他说“要宪政”，我就坚决不要宪政。这种方式同样是意气用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结论不能无条件地扩大使用。而且，关于“普世价值”、“宪政”的舆论潮，其中有敌对势力煽风点火，也有并非敌对势力。我始终认为，民主没有好坏一说，民主只是工具，看我们怎么用。宪政也同样。世界上并没有唯一的、绝对正确的“宪政”。他要他的宪政，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们没必要说“我们不要宪政”，而是应该理直气壮地认定：我们也是宪政。

西历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政权竟然以“危害民国”为由将他们逮捕入狱，关押、审判8个月，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才释放。这便是“七君子事件”。当年国民党审判沈钧儒等人时，法庭上有一段对话。

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了？

审判长问：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答：……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须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须要说“不统一”，这一种说法，是被告（指沈钧儒本人）所不懂得的。

我引用这段历史，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反对势力提倡“民主”、“宪政”，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地“反对民主”、“不要宪政”，实际上与当年国民党一样犯了愚蠢的错误。

“宪政”这个词汇在近代出现，与西方文化的扩张有关。事实上，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宪政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这个专用词汇而已。比方说宋代赵匡胤的“祖宗家法”，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宪政的体现。那是在皇帝制度条件下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其价值和意义，与当今的宪政概念没有区别。例如，“不杀言事大臣”难道不是今天的“言论自由”？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政治制度变了，宪政的具体形式也会相应改变。这一方面说明“宪政”并不唯一；另一方面也说明，“宪政”并不只属于西方，中国人早就在实践了。即便在西方社会，从欧洲到美国，各国的“宪政”也不完全一样。凭什么某些人主张的“宪政”形式就必须成为唯一的选择？

当然，我也理解某些人在批驳普世价值、民主、宪政这类概念时的用力过度。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媒体和舆论已经在资本的操控下呈现一面倒的现象，缺乏心平气和讨论真问题的环境。资本操控的舆论以高分贝的扩音器，偷梁换柱地兜售着他们“挂羊头卖狗肉”的主张，以强奸民主的方式来推广他们的观念。普通民众未必能分辨清楚。一些看清真相的人在资本操控的媒体中不仅发不出声音，而且还常常被资本媒体诬陷、歪曲，因而忍无可忍，被迫走向对着干的极端。殊不知，这样的极端化，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中了对方的诡计：显得他们挺优雅、高尚，显得他们的对手水平很差。因此，在力量悬殊的时候，更需要智慧和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应该感情用事。

他们“挂羊头卖狗肉”，并不等于我们不能挂羊头卖真羊肉。他们是假民主，并不代表我们不要民主。他们要的是多党轮替的宪政，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宪政。话语权的争夺，不仅仅只是批驳对方，还应该主动占据制高点——我们对民主是如何理解和实施的，我们对宪政是如何依照宪法施行的，应该理直气壮地阐述，并将其放大，这才是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仅需要批驳对方，还需要自己的建树，需要维护自己的话语权。